古代一文钱,即一个铜板,在康熙年间的酱园店里能买到酱、醋、油、酒各一碗,这便是“四碗一文”的寻常光景。寻常百姓家,银两黄金难得,日常流通多是铜钱叮当,市井烟火尽在其中。

翻阅《清史稿·食货志》,清初十文钱可购一斤大米;至康熙时,两文钱便能换一升米,约一点二五斤,开灶生火,日子俭朴。中华书局《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更载,一文钱入酱园,四碗齐备,可见铜板虽小,却撑起家常冷暖。而今清代铜钱遗存颇多,收藏把玩者众,然其当年价值,不过琐碎日用罢了。
市集之上,百姓持铜钱交易,热闹非凡。银两出手,便是大手笔,碎银子多属富户酒家之资;铜板流转,才是人间真实。电视剧里古装热闹,终究不及史料一字之重。
金钱之为物,古人早有洞见。昔年吕洞宾云游世间,点石成金以试人心,见贪者蜂拥,乃叹:“黄白惑目,道心难持。” 道家修行,视钱财如浮云。张三丰真人曾言:“身外物,何足萦怀?”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却无一依赖金银之力。这铜板轻重,度量的是生活,却度量不了性命根基。恰如古诗云:“富贵浮云,何足道哉。” 一文钱里,藏着乾坤变幻。
民国时期,银元俗称“大洋”,一文钱仍是一个铜板,然乱世之中,货币价值起伏如潮。
初年,五银元可买一头水牛,一银元换一担米,折今价约二百余元。至二三十年代,上海米价每市石十点二银元,故一银元购十六斤大米;猪肉每斤二角左右,一银元得四五斤。棉布一银元买六尺,白糖每斤一角五分,植物油二角,食盐三四分。折合今价,一银元等同三十至五十元人民币。北平一块银元,可请一顿涮羊肉;上海则够两人西餐,或二十人公园门票、十人电影票。鲁迅任教北师大,月薪三百大洋;工人月入五至十元;毛泽东任图书管理员时,月薪五元。通货膨胀时,食品价昂,一银元值一百五十至二百元。
辅币“铜元”,即铜板,兑换随银价波动。陈存仁《银元时代的生活》记,一银元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一文铜板可购大饼油条各一份、糖八到十颗、梨子一两个、马蹄二串。五分钱买一份报纸,四文铜钱一碗带肉面条,两铜元一瓶汽水。鲁迅《孔乙己》中写:“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 这铜钱声响里,是劳作者片刻喘息。
战乱年代,物价腾贵,大洋虽硬,难抵时局动荡。金钱之值,随世沉浮,恰如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贫富之差,古今皆然。通货膨胀时,一文钱或许连米粒难求,警醒世人:货币不过表象,民生才是根本。
纵观古今,铜板大洋,皆是时代印记。道家故事里,吕洞宾以金度人,反被贪念所困,可见钱财迷眼。张三丰修心炼性,视金银如尘土。一文钱买得酱醋油酒,大洋换得米肉布盐,其中滋味,无非生活本色。金钱度量了交易,却度量不了人心深浅。历史长河中,这些琐碎数字,映照的是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读来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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