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始皇推行“书同文”之前,七国文字虽同源于商周金文,却已在数百年的割据中渐行渐远,形成“形异而意通”的独特局面。

文字之始,本为记事。上古结绳不足用,乃有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而造字。甲骨刻契,青铜铸铭,自商周以降,文字由巫卜之器渐成治国之具。至春秋时,王室衰微,诸侯力政,各国文字竟如春兰秋菊,各擅其美。
《淮南子》有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之生,本是惊天地之事,然至战国,竟成七国纷争之缩影。齐之雍容、楚之诡谲、燕之古朴、三晋之精严、秦之刚峻,皆在一笔一划间隐现国风。
秦王扫六合后,李斯奏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然文字之统一,实比焚书更为艰难。虽以秦篆为宗,楚人犹存鸟虫之迹,齐地仍习蝌蚪之形。
史载诏书发至桂林,吏民多不能识。文字之异竟至如此,始皇帝乃命程邈创隶书, “削繁就简,变篆为隶”,方使文书通达郡县。然真正统一,竟需待西汉兴起,六国遗老渐逝,方告功成。
恰如道家所言“大道裂而百家兴”,文字之分合亦暗合天道。吕洞宾《指玄篇》云:“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文字统一实如惊雷破混沌,使文明之脉终归一流。
观七国文字之变,可知分裂必生异象,统一终归大势。秦虽二世而亡,然“书同文”之策,实为中华文明立千秋之基。太史公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文字一统,岂非其功之最巨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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