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被贬长沙,表面看是冤,实则亦不冤——盖因才高遭忌,年少权重,非时势所容,乃人情之常。

贾谊年未及冠,已名动京师。汉文帝初即位,闻其才,召为博士,岁中迁太中大夫,拟任公卿。其《过秦论》剖析秦亡之由,一语中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此非徒文辞之工,实乃洞见治乱之枢机。又上《治安策》,力陈诸侯尾大不掉之患,倡“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此策后为武帝所用,终成推恩之制,安汉室百年。
然才如孤峰,易招风雨。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元老旧臣,见一少年骤居要津,心不能平,遂谮之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此语载于《史记》,非虚妄之辞。彼时贾谊不过二十四岁,纵有经天纬地之略,亦难服众望。古来英雄多磨折,正如吕洞宾初入道门,虽得钟离权点化,仍须三戏白牡丹、十试心性,方证金丹大道。才士亦然,未经沉潜,何以承重?
世人常叹“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以为文帝贤明,岂致埋没英才?殊不知圣主亦为人主,身处朝堂漩涡,不得不权衡新旧、调和鼎鼐。文帝虽知贾谊之忠,然周勃辈功在社稷,言重九鼎,若执意用贾,恐激变生乱。故外放长沙,名为谪贬,实为保全——此中深意,非局外人所能窥。
贾谊至长沙,作《吊屈原赋》,借湘水之波,抒己之郁:“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然其志未泯,闻周勃下狱,即上《阶级》疏,请礼大臣;见邓通铸钱乱市,复献《谏铸钱疏》,忧国如初。此等赤诚,岂是寻常逐臣可比?
然天道忌盈,人事忌满。张三丰尝言:“大器晚成,大音希声。”贾谊锋芒太露,未谙韬光养晦之道。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皆历劫而后得道。贾生若能如老聃所教“知其白,守其黑”,或可避此蹉跎。惜乎其英年早逝,三十二岁而终,使千古同悲。
故曰:冤者,以其才不得尽用;不冤者,以其势不可久持。王勃之叹,乃文人之共情;太史公之笔,则史家之冷眼。才士之命运,从来不在圣主一人之手,而在时势、人情、气运交织之网中。贾谊之长沙,非终点,乃照见千古士人命运之一面明镜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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