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三叛之所以被司马氏轻易平定,是因为三次叛乱均未谋定而后动。历史如镜,照见兴衰,曹魏末年,司马氏专权,天下虽名义上姓魏,实则权柄旁落,引得忠义之士与野心之辈皆起而抗之。寿春之地,三度烽火,却皆如昙花一现,迅疾凋零,其中缘由,值得深究。

《资治通鉴》有云:“事不预谋,不可轻动。”寿春三叛,恰似未预谋而轻动者。先是公元251年,王凌见司马懿专政,魏帝曹芳形同傀儡,心生不满,意图废曹芳而立楚王曹彪。王凌此人,后世或赞其忠义,然细察之,私心亦存。他假借讨伐东吴之名,行反抗之实,可谓“挂羊头卖狗肉”。岂料所托非人,部将杨弘与兖州刺史黄华反戈相告,司马懿不费一兵一卒,便令王凌投降。事后,司马懿诛灭其三族,连累曹彪无辜丧命,真乃“祸从天上来”。
次为公元255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镇东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以保卫曹魏为名,起兵反抗。毌丘俭曾撰檄文,罗列司马师罪状十一条,声势浩大。然其举事仓促,未及深谋。司马师虽病重,仍亲征平乱,毌丘俭败走,文钦降吴。此叛亦如风中残烛,瞬息即灭。
最后公元257年,诸葛诞称臣孙吴,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大军征讨。此番叛乱,虽耗时稍长,然诸葛诞孤立无援,内部分裂,终被平定。三次叛乱,皆由寿春而起,却似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老子在《道德经》中言:“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寿春三叛之败,根在谋略不足。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人,或忠于魏室,或心怀私欲,然共同之处,皆是未“谋定而后动”。王凌欲反,却托付非人;毌丘俭起兵,而盟友不固;诸葛诞借外援,反陷孤立。司马氏三代——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虽专权跋扈,但处事老辣,善用权谋,如静水潜流,深不可测。
昔年吕洞宾修道,曾遇考验,需历经九难方得正果。他每行一事,必先静思良久,谋定方动,故能化险为夷。反观寿春叛者,犹如未修心性之凡夫,躁动而起,终坠深渊。张三丰创太极拳,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司马氏平定叛乱,亦暗合此理——叛军动而露破绽,司马氏静而收全功。
历史常有相似之处。司马氏之胜,非仅凭兵力,更在洞察先机。王凌之叛,司马懿早得密报,从容应对;毌丘俭之乱,司马师虽病,仍能亲征,因其布局周密;诸葛诞之反,司马昭围而不急,待其自溃。此皆“谋定而后动”之典范。
警醒之处在于:凡举大事,若未深思熟虑,纵有忠义之心,亦难逃败亡。如苏轼在《晁错论》中所写:“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寿春叛者,只见司马氏专权之患,却未谋自身之策,故皆成“不测之忧”下的牺牲。
总之,寿春三叛,如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虽激起波澜,终归平静。其教训深刻——谋定而后动,非止兵家之道,亦为处世之智。司马氏轻易平定,非天命所归,实乃人谋之失。后人观之,当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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