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迟迟不立太子,根源在于“金匮之盟”这一政治盟约的束缚与皇室内部的权力博弈。

赵匡胤生于公元927年,至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三十三岁之龄受禅称帝,开创大宋基业。他在位十六载,于公元976年猝然离世,未及天命之年。其弟赵光义旋即继位,是为宋太宗。这兄终弟继之举,在帝王家史中实属罕见,毕竟皇权至尊,父子相承方为常理,鲜有甘愿将江山托付兄弟者——除非己身无子、子嗣幼弱或庸碌不堪,否则难免埋下血雨腥风之患。
赵匡胤驾崩之时,膝下尚有二子:长子德昭二十五岁,次子德芳十七岁。二者皆非稚童,德昭早历仕途,任贵州防御史、兴元尹等职;德芳亦领检校太保、贵州防御使。观其年岁与历练,何以不能承继大统?这便引出一段公案——“金匮之盟”。据传,建隆二年杜太后病危之际,召太祖及重臣赵普至榻前,问太祖:“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答曰:“托太后之福。”太后摇头,追问道:“实因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若周有长君,安得至此?汝百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廷美,廷美再传德昭。如此则国有长君,社稷之幸也。”太祖泣拜受命,赵普录其言藏于金匮。此事载于野史,然细究之下,疑窦丛生。
赵匡胤乃开国之主,雄才大略,岂会轻易受制于母命?且杜太后所言“幼主亡国”之理,于宋初情境未必契合——德昭成年有为,非后周七岁幼童可比。更耐人寻味者,赵光义仅小太祖十二岁,若论“长君”,德昭年富力强,反更合治国之需。故金匮之盟或为太宗即位后所造,以正其名。昔年吕洞宾修道,曾言“乾坤颠倒寻常事,名利场中莫认真”,恰似这皇权传承中的虚虚实实,世人往往困于表象,难窥本真。
赵匡胤深谙权力之道,若传子,纵有风险,尚存一线生机;若传弟,则子孙必遭倾覆,永无翻身之日。他何尝不欲立德昭为储?然金匮之盟如悬顶之剑,朝野皆知。太祖若公然立太子,无异于挑衅此盟,恐激变生。故其迟迟不立储君,正是以韬晦之计周旋。如《史记》所载,勾践卧薪尝胆,待时而动,太祖亦在等一个契机——或时光义失势,或朝局有变。可惜天不假年,未及布局便骤然而逝。
纵观此事,道家有云“柔弱胜刚强”,太祖的隐忍,未尝不是一种以静制动的智慧。张三丰创太极拳,讲究“后发先至”,太祖之策亦暗合此理。他一面擢升德昭职务,暗培势力;一面与光义维持表面和睦,如履薄冰。这权力棋局中,每一步皆需慎之又慎。苏轼诗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皇家的梦,更是冷暖自知。赵匡胤的迟疑,非为糊涂,实是在亲情、江山与政治盟约间苦苦权衡,终成千古之谜。
后世读史,当明权力场中,名与实常相背离。金匮之盟真伪已难考证,然其影响深远,奠定北宋初年政局。赵匡胤之不幸,在于身陷盟约桎梏;其幸者,或在于以不立太子之策,暂保皇室安宁。历史长河滔滔,多少事皆化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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