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和尚与道士同为吃素修行者,体型却常呈“和尚多丰腴,道士多清瘦”之别,根源在修行方式与生存之道的天壤之别。

道佛二教虽皆以修行为本,然法门路径,南辕北辙。道教讲求“性命双修”,既有打坐内炼的静功,亦有导引吐纳的动功。元末明之际,武当道士张三丰观蛇鹊相争于松巅,忽悟太极阴阳之理,遂创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诸般武艺。这些功夫讲究“以柔克刚,动静相宜”,道士日日习武,筋骨舒展,气血畅通,体态自然如松柏般挺拔清瘦。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传说虽涉神异,却也暗合道家“动中求静”的修行要义——不拘泥于枯坐,而是在行住坐卧间体悟道法。
反观佛教,尤以禅宗为甚,修行重在“禅定”。僧人每日“结跏趺坐,心无旁骛”,诵经念佛,一坐便是几个时辰。这状态恰似今日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运动量少,气血易凝于中焦。加之佛门有“过午不食”之戒,看似清淡,实则早餐常为营养丰富的粥饭,香客供奉时更有糕点果品,饮食虽素,热量却不低。久而久之,僧人“心宽体胖”,便成了寻常景象。
修行方式不同,生存之道亦是天差地别。道教自古有“深山藏古寺,道观隐幽谷”的传统,道士多隐居深山,自己搭建房屋,开垦荒地,种菜自食。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诗句,虽写田园,却与道士的日常暗合——体力劳作本就是修行的一部分。明成祖朱棣虽大兴土木修武当山道观,但多数小道观仍需道士自力更生,所谓“福自我求,命自我造”,道士的体型便在这“自耕自食”中练就了清瘦。
佛教则不然,自汉代传入中原,便与“香火文化”紧密相连。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常向佛寺捐赠土地财产,佛寺坐拥良田千顷,僧人只需诵经祈福,无需劳作。《水浒传》中鲁智深初到五台山,想下山吃酒,店家却道:“长老已有法旨:但卖酒与寺里僧人,便追本钱、赶出屋。”可见佛寺对民生之影响,僧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已成常态。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发起“三武灭佛”,核心便是佛寺“坐拥田产,不事生产”,侵占了太多社会资源。如此优渥的物质条件,加之少动多坐,和尚体型丰腴,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若逢乱世,无论佛道,皆难逃饥寒。朱元璋早年为僧,却因“食不果腹”而离寺,足见乱世中,修行人也难有“胖子”的福分。可见,体型差异背后,实是修行法门与生存智慧的无声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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