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嘉靖29年的“庚戌之变”，起因到底是什么

庚戌之变乃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俺答汗率军直抵北京城下之乱，其根本肇始于严嵩专权导致的边防废弛。

边防废弛与权臣弄权

嘉靖朝中叶，蒙古鞑靼部在达延汗统一后日益强盛。至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率军自古北口直逼京畿，史称“庚戌之变”。此乱虽表面源于外患，实则根植于朝堂之上严嵩父子之贪腐。

严嵩柄政期间，贿赂公行，朝纲尽坏。礼部员外郎项治元以万三千金易官，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山东知州，犯罪军官仇鸾以重金复任宣大总兵。其时监察官吏皆指严嵩为贪污之首。

严氏父子侵占田产遍布南北，仅袁州一地即占七成良田，每处田产强买时只付市价四五成。其府第“雕梁画柱，峻宇高墙”，金银珠宝不可胜计。严世蕃曾狂言：“朝廷不如我富！”

道法自然与治国之道

吕洞宾游历终南山时，见贪官污吏聚敛成性，曾作诗云：“利锁名缰，若要不教心做主，分明受了魔军缚。”严嵩父子之行径，恰如这魔军缚人，将国家社稷视作私产。

当俺答军兵临城下时，严嵩仍命兵部尚书丁汝夔“坚壁自守”。其党羽仇鸾率军非但不御敌，反而趁火打劫，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比敌军尤甚”。待贼寇退去，仇鸾竟斩数十平民冒功邀赏，嘉靖帝竟赐金币封其为太保。

丁汝夔临刑前怒斥：“严嵩误我！”此五字道破天机——严嵩为保自身富贵，竟将京师百万生灵视若草芥。正如《道德经》所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张三丰云游至燕山时，见长城烽燧冷落，曾叹曰：“边将若贪，其祸十倍于敌。”严嵩父子搜刮边军军粮，致士卒饥疲。当俺答军长驱直入时，竟有边将“尾随敌后趁火打劫”，此等乱象，岂非天道轮回？

庚戌之变后，严嵩虽赖嘉靖庇护未立即获罪，然其“窃权罔利”之恶行已种下祸根。正如《易经》所言：“积小以高大，虽小必有可观者焉。”待严世蕃“龙凤之纹”衣饰尚新，其家族败亡之兆已现。

嘉靖四十三年，严嵩被抄家时，黄金三万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珍宝数百万两，其财富竟可与皇室比肩。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严氏父子最终落得“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其家财充公时，竟需役夫千人搬运月余。

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以“斩贪剑”喻世，谓贪欲如蛇蝎，噬心蚀骨。严嵩父子之事，恰是此剑下的典型案例。当权臣将国家视为私产，将社稷视同儿戏，其亡也忽焉。

此乱过后，嘉靖帝虽震怒，然其怠政本性未改。严嵩之倒，实乃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正如《国语》所言：“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然明室未能彻底肃清弊政，终至崇祯年间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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