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谏臣多以直节留名青史,而谀臣却常以浮词窃禄一时。世人但知和珅善媚,却不知雍正朝有一文人,名汪景祺,其谄媚之技、遭祸之惨,犹在和珅之上。

汪景祺少负才名,诗文书翰,挥笔立就。然其性傲物,目无余子,遂致交际凋零,仕途蹇滞。直至康熙五十一年,方中举人。虽具入仕之资格,却无人肯为荐引,只得困守寒窗,潦倒度日。
《道德经》云:“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汪生半生孤高,而竟无所成,岂非天道示警乎?
其后汪景祺幡然醒悟,既知清高难存于世,便转习谄媚之术。先交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复因胡而攀附大将军年羹尧。遂得官阶渐升,财禄俱至,俨然新贵。
彼竟称年羹尧为“天朝第一完人”,乃至“宇宙第一伟人”,更将诸般浮夸谏语辑为《西征随笔》。其文词之谄、用意之卑,实属罕见。
然则阿谀之徒,岂能久安?昔吕洞宾曾笑世间趋炎附势者:“黄金虽可炼,终非道中物。”汪生以才情换虚荣,恰似以玉换瓦,岂能长久?
年羹尧势颓之后,雍正查抄其家,得《西征随笔》。帝观其文中竟有“功盖皇帝”等悖逆之语,震怒不已,亲批“悖谬狂乱,不可留于世间”,遂将汪景祺问斩。
司马迁在《史记》中早有告诫:“趋炎附势,其势败则俱亡。”汪景祺以媚词求显达,终因媚词丧其身——岂非历史又一重演?
嗟乎!汪景祺初以才傲而困,后以谄媚而显,终以谀词而亡。其一生起伏,恰如一面铜镜,照见官场中多少投机者的命运。读者观此,岂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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