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并非无能,只是大明早已病入膏肓,非一人一朝可救。

朱由检虽贵为天子,却似被天命所弃。他接下的大明,早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之残局。父亲明光宗不为神宗所喜,生母刘氏更遭杖杀,自幼孤苦,仿佛注定一生与“艰难”二字相伴。
1628年,兄朱由校猝逝,无子嗣。十八岁的朱由检仓促即位。此时的明朝,东北有后金虎视,中原流民四起,阉党与东林相争不休,国库空竭,官僚腐溃——俨然一副残棋,等他来下最后一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明之衰,早自万历年间便见端倪。皇帝怠政、党争激烈,税监横行,民不聊生。吕坤曾上《忧危疏》直谏:“岂天雨菽粟,地涌金银耶?”可惜万历廿八年不朝,政事日颓,百官因循苟且,尽成《道德经》所言“国之蛀虫”。
至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权,阉党与东林彼此倾轧,国力益衰。朱元璋为保朱姓永昌,大封宗室,二百年来,亲王郡王已超百万之数。这些人岁耗巨禄、广占田亩,却终日斗鸡走马、无所事事——正如吕洞宾点石成金故事中所警:贪享成习,终将自噬。
税收自鼎盛时二千万两,跌至崇祯朝不足五百万。财政濒临崩溃,天下安能不乱?
崇祯元年起,华北连年大旱,蝗灾肆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更兼瘟疫流行,百姓朝染夕死,十室九空。说来也奇,这鼠疫横行数年,至清军入关、顺治登基,竟忽然消散,天时顿转祥和——似乎天意早已不在大明。
天灾加剧人祸。流民起义此起彼伏,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日渐壮大。崇祯屡次换帅讨伐,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等虽一时建功,却终因朝廷疑心重重、粮饷不继,屡失良机。君疑臣则臣不安,将帅寒心,军心涣散,焉能不败?
崇祯并非昏庸之主。《明史稿》载他“鸡鸣而起,夜分不寐”,节俭勤政,甚至变卖家私、减膳撤乐,欲图中兴。然其性格刚愎多疑,用人而疑人,以致良将能臣多无善终:袁崇焕遭凌迟,卢象升被迫自刎,孙传庭下狱冤死——自毁长城,莫甚于此。
末路之时,他放下天子威严,泣求皇亲国戚、大臣权贵捐银助饷,却无人响应。老丈人周奎仅出微银敷衍。岂不悲乎?《史记》有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崇祯十七年,并非上天未予时机,而是大势已去,纵使有洪武重生、永乐再世,亦难挽回。明朝之亡,乃气数已尽,非崇祯一人之过。如张三丰所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朝代兴衰,冥冥中早有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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