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之所以低声下气哀求大臣募捐,正因其身陷君非君、臣非臣的末世困局,君疑臣奸,臣惧君威,人心离散,国势如西山落日,终不可挽。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破京师,帝自知无颜见祖宗于地下,遂自缢煤山。其时天下糜烂,百姓如居水火,军士缺饷哗变,而国库早已空虚如洗。
皇帝非不知事急,亦非无筹措之法,竟舍强制征财而取“募捐”下策,实乃其性多疑反复、好名而怯断使然。昔吕洞宾有言:“一念疑心起,百万障门开”,崇祯正堕此障中。
他自幼长于深宫,亲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身边诡谲莫测,遂养成既自卑又自负,多疑少决之性情。尝欲南迁避祸,却问臣下:“外边诸臣不从,奈何?”一犹豫间,时机尽失,终至山河破碎。
又似当年卢象升力战巨鹿,崇祯暗存议和之念,致使宦官高起潜拥兵不救,良将战死,国失栋梁。此正如《道德经》所言:“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帝之进退失据,可谓尽矣。
至山穷水尽时,崇祯俯身求捐,而百官竟相哭穷推诿,一场闹剧仅得银二十万两。何至于此?实因明朝君臣早已离心离德。
宋人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士大夫非独为君存,更为天下守道。然明太祖以降,视臣如奴仆,动辄诛戮,空印、胡蓝诸案,株连数以万计。至崇祯朝,内阁首辅更迭如走马,为君者疑臣,为臣者亦仅视朱家为东家,但求保位,何谈效死?
昔八仙渡海,各显神通,犹共赴蓬莱;而明末庙堂,君似独舟困于浪,臣若散沙逐流波。杜甫《忆昔》诗中“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之忠忱,于此荡然无存。
及至城破国亡,百官或降或逃,更印证了《史记》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之言。崇祯非不勤政,然其刚愎多疑,群臣亦私心自用,君臣共天下之道,早已湮灭于猜忌之间。
嗟乎!观明末之变,非独气数尽,亦由人事衰。若崇祯能如张三丰所言“持心守正,应变从容”,群臣能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何至有煤山孤魂、神州易主之悲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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