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官员俸禄都是不一样的,宋朝官员的俸禄为何不其他朝代高的多

宋朝官员俸禄之所以冠绝历代，实乃其“高薪养廉”国策与繁荣经济相得益彰之果。

俸禄之制，源远流长，自西周“分田定禄”始，历经战国功绩制、秦汉秩石制，至隋唐以降演为品级制，皆为国家驭臣治世之枢机。然朝代更迭，俸禄厚薄迥异，其中尤以宋时为巅峰，官员所得之丰，令后世瞠目。今试析其缘由，兼论制度得失，或可窥见历史兴衰之一斑。

俸禄制度的千年流变

昔者西周封建，贵族“裂土分茅”，以领地食邑为俸，此乃俸禄之雏形。战国纷争，列国以功授禄，激励才俊；秦汉一统，秩石制成定制，延续至魏晋。隋唐之后，官分九品，依阶发放，然各朝细则参差。譬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崇尚节俭，定俸极低，七品官月俸仅数石米，折算不过今之两千余钱，尚需自掏腰包蓄养衙役，以致基层官员生计维艰，贪腐滋生，反悖其肃贪初衷。此中教训，恰如《道德经》所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治国者若刻削过甚，终将适得其反。

道家修行中，吕洞宾曾点化世人：“为官一任，当思造福一方，若只汲汲于俸禄厚薄，便落了下乘。”此言虽涉玄理，却暗合俸禄制度之本义——俸禄非仅养家糊口之资，更系激励贤能、匡扶社稷之器。宋人深谙此道，故能别开生面。

宋朝俸禄：丰厚背后的治世智慧

观宋史所载，官员俸禄之优渥，历朝罕见。其制行“九品十八级”，自正一品至从九品，皆享厚禄。正一品月俸约一百二十两银，然此多为加官虚衔，无实权；而从一品如宰相、枢密使，反月俸三百两，权责相应，俸禄亦丰。以下诸品，依次递减，但即便末流小官，亦足温饱。更令人称奇者，俸禄之外，名目繁多的补贴层出不穷：服装、仆从、公使钱、出差恩赏，不一而足。官员仆役，皆由国家供养，宰辅可配百人，微末小吏亦得一人，此等优容，实为历朝独有。

昔范仲淹贬谪时曾言：“我官位不高，一年俸禄三十万钱，堪比千亩良田之岁入。若不尽职报国，则与蛀虫何异？”其语出自《清平乐》所引，虽为剧词，却折射宋时官员心声。正史中，范公为官清正，俸禄丰厚，晚年竟能自掏腰包建“义庄”赡养宗族；宰相吕蒙正辞官后，亦能悠游园亭，宴亲会友。若非俸禄充足，焉得如此？此即宋朝“高薪养廉”之效——俸禄既丰，官员无需贪墨，便可专心政事，如八仙中铁拐李济世救人，俸禄便是那“葫芦中的灵药”，助其心无旁骛。

然则，高俸非无弊端。宋室积弱，岁币冗费，俸禄支出浩大，亦拖累国库，埋下财政危机伏笔。但相较明朝低俸致贪之弊，宋制无疑更得中庸之道，恰如《易经》云：“丰亨豫大”，然需“持盈保泰”，方免物极必反。

究其根源，宋朝俸禄之高，首在经济繁荣。市舶司岁入百万，工商兴盛，国库充盈，故能支撑巨俸。次为政治考量，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崇文抑武，以厚禄笼络士大夫，换取忠诚，防变于未然。再者，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深入人心，俸禄丰厚，官员便无生计之忧，可效法先贤，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苏轼词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宋官俸禄，便似那江月清辉，照亮仕途，亦映照出国运昌隆。

历史如镜，照见古今。俸禄制度，非独银钱之事，实关治国大道。宋人高俸，育出范仲淹、王安石等巨擘，成就文化盛世；明人低俸，却酿贪腐之风，终致山河破碎。今人观之，当思平衡之术——俸禄足以养廉，制度足以督责，方能使官员如张三丰修行武当，心静身正，为民请命。昔《资治通鉴》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俸禄之设，亦需火候得当，宋人之智，足资后世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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