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看不起诗杰王勃,根源在于创作风格的迥异与个人品性的评判,而王勃其人,才华横溢却难脱浮华之态。

唐朝初年,文坛之上有四颗璀璨明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起初皆以骈文与赋作闻名,后诗歌亦被纳入评说,世人合称“王杨卢骆”。这排名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众人议论所定,王勃居首,杨炯次之,卢照邻第三,骆宾王第四。杨炯对此却有一番说辞,“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思惭愧位列卢照邻之前,而以排在王勃之后为耻。这话一出,竟有不少旁观者附和,可见其中别有缘由。
文人之间,常有相轻之意,犹如百花争艳,各执己见。杨炯对卢照邻赞誉有加,称其为“人间才杰”,而对王勃,仅轻描淡写说其聪慧博学,这高下之别,已显露出杨炯内心的不以为然。据《新唐书》所载,崔融与张说曾论及此事:崔融以为王勃文章宏放,非常人可及,杨炯、卢照邻或能企及;张说却道,杨炯之文如悬河之水,取之不竭,胜于卢而不逊于王,故“耻居后,信然;愧在前,谦也”。这里的“盈川”即指杨炯,因其曾任盈川令,故得此称,恰似刘备称刘豫州,皆以地名为号。
何以张说等人认为杨炯优于王勃?实因创作风格使然。张说在散文中评道:“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馀华而不实,鲜克令终。”这位唐代文学家官至宰相,谥号“文贞”(后避讳改“文正”),其言颇有分量。他指出杨炯有持续之力,而他人则偏于华美辞藻,这“华而不实”非指无才,而是文章浮艳空洞,缺乏深意。明代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亦言: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之作“绮靡者尚多”,杨炯则“绮靡者少”,更近律体。可见,杨炯偏向现实主义,文风务实;王勃等人则倾于浪漫主义,辞藻流光溢彩,正如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美则美矣,却少了几分沉厚。
风格之外,王勃的性格亦为杨炯所轻。史载其人性情浮躁,这与道家修行中讲究的沉静内敛格格不入。譬如八仙中的吕洞宾,早年曾以才华自负,后经钟离权点化,方知修行重在炼心去躁,终得道果。反观王勃,虽才高八斗,却难脱年少轻狂之态,这让人想起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过分追求华美,易失本真。杨炯或许正因于此,觉其文如镜花水月,不及卢照邻的踏实。
张说之评,点出“华而不实”之弊,历代文人亦有共识。王勃的才华,确如毛泽东所评“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然光昌流丽之余,少了些沉潜之气。这便似韩寒与郭敬明之别:一者现实理智,一者浪漫感性,本无对错,但文坛之中,务实者常轻浮华。杨炯的“耻居王后”,非仅嫉妒,实是风格与品性的双重不契。细思之,如《史记》中司马迁评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文章终究需与人格相映,而王勃的浮华,或许正是其人生短促的注脚。
综观此事,初唐四杰的排名之争,实为文风与心性的映照。杨炯以现实主义自持,看不起王勃的浪漫浮华,这不仅是文人相轻,更是艺术追求的分野。历史长河中,类似故事不绝,警醒后人:才华虽耀,若无沉潜之功,终是昙花一现。王勃的《滕王阁序》流传千古,但其人生际遇,却让人唏嘘——这或许正是风格与性格交织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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