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曹魏第四位皇帝，他最后怎么死的

宁为玉碎的孤勇

公元260年五月初六夜，一场震动中原的风暴在邺城悄然酝酿。

彼时魏帝曹髦正值而立之年，却已深谙帝王之道的艰涩。司马昭自平定诸葛诞之乱后，权势日隆，朝堂之上尽是其党羽。这位血气方刚的帝王虽身处傀儡之位，却始终未忘曹氏祖训——"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史载其常于宫中研习《道德经》，尤对"大丈夫处世，当奋发有为"之句念念不忘。

《列子·汤问》载吕洞宾三试钟离权，终悟"留得残棋局上弈"之理。若曹髦能效仿仙人韬光养晦，或可待天时而动。然其性情中人，终难守此道。

五月初六酉时三刻，曹髦召王沈、王经入宫，其言辞间已现决绝之意。史官笔录显示，帝王曾手抚《春秋》叹道："社稷将倾，吾岂能坐视？"遂率殿中卫士与宫奴出宫，直指司马府邸。令人唏嘘的是，这支由三百余人组成的队伍竟无一将官统辖，皆为宫中侍卫与厨役。

血色黎明的启示

"草木本有情，山水亦多义"，此句出自张三丰《道藏》序言。然曹髦之举，恰似孤竹折于风中。

贾充遣太子舍人成济迎战，史载曹髦"手持白刃，瞋目大呼"，终为乱箭所伤。临终前犹高呼"司马昭逆贼！谁复与我击之！"，其声震屋瓦，惊得观战群臣面如死灰。司马昭闻讯，立即命人将曹髦尸身移至别馆，以侯帝之礼葬之。

这场刺杀虽未动摇司马氏根基，却开创了"臣弑君"之先例。后世史家评曰："自三代以下，未有如此悖逆之事。"然司马昭处置极巧，既保贾充以安众心，又以成济首级祭旗，终使朝局复归平静。

曹髦之败，实乃双因所致。其一隐忍不足，史载其常于朝堂斥责权臣，却未见切实举措；其二用人失察，王沈等大臣或阳奉阴违，或临阵倒戈。反观汉献帝，虽受曹操挟制，却能"外示恭顺，内修法度"，终得善终。

《资治通鉴》载献帝事："每宴群臣，必假醉佯狂"。此等处世智慧，实乃帝王之学的至高境界。曹髦若能深谙此道，或可效法献帝"忍字心头一把刀"的功夫。

邺城血案后，司马昭权势更盛。次年即逼魏帝禅让，改元泰始。曹髦之死，恰似吕洞宾"三试"故事中的顿悟时刻——有时退让并非怯懦，而是更高明的进取之道。可惜这位年轻帝王，终究未能参透其中玄机。

"青山依旧如旧，几度夕阳红"，曹髦之事虽已成往事，然其兴衰之道，至今仍能映照千年。帝王之学，不在锋芒毕露，而在韬光养晦。此中真意，或需细读《南华经》中"藏舟于壑"的譬喻方能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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