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百年风云际会,能臣辈出,而王安石尤为复杂难评。其人以变法惊动天下,毁誉参半,千古之下犹令人沉吟不已。

王安石曾官至宰相,眼见北宋外表繁华、内里虚空,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安民,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他遂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魄力,推行新法,欲以“青苗”、“募役”诸策,富民强兵。
昔年吕洞宾云:“一点灵光透乾坤”,王安石亦怀一点救世之心,惜乎天时不协,人事多舛。变法未及数年,中原大旱十个月,赤地千里,官吏却仍催通青苗钱,百姓或械系入狱,或流离道路。朝廷赈济如杯水车薪,新法美意,反成苛政。
王安石之失,尤在识人。他所举荐如吕惠卿、章惇、蔡京之流,后来多被视为奸佞。昔时道家有言:“识人如鉴剑,明昧自分明”,安石虽怀济世志,却未能明辨身边人之心性。
熙宁七年,一小官郑侠冒死呈《流民图》,直指新法弊病。神宗览图长叹,翌日暂罢新法。然王安石复出后仍执意推行,朝野怨愤愈深。当年八仙度人,尚知随缘化导,而安石刚愎如此,岂非违背“水利万物而不争”之大道?
苏轼最初反对新法,后却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可见变法非全无可取。如《道德经》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事无全好,亦无全坏,要在与时偕行,因地制宜。
综观安石一生,可谓“天未明而起之人”。其志可嘉,其行可叹,其果可悲。若以道家修炼喻之,犹如未筑基而先炼丹,火候未至,反遭其害。然其忧国之心、变法之勇,终在青史中留下一笔深浓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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