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谈及和珅,总绕不开“清朝第一贪官”的标签,却鲜少有人深究他口中“三不贪”的玄机。不贪科举、不贪义赈、不贪财物——这看似清高的三原则,究竟是官场作秀,还是另类的生存智慧?说来有趣,道家吕洞宾曾有“黄粱一梦”的典故,看破功名利禄,方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张三丰创太极拳,讲究“无为不争”,不贪一时之功。和珅的“三不贪”,竟与这“不贪”之道有几分暗合。

科举本是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和珅却不屑于“钻营科场”,反而广纳寒门才俊,说“科举不过敲门砖,真才实学在人心”;义赈是官场捞油水的肥差,他却“赈灾银两必清账,一厘一毫皆民生”,账目细到让同僚咋舌;财物是贪官的心头好,他却“财来财去如流水,身外之物不挂怀”,看似不贪,实则用财物编织了一张覆盖朝野的关系网。
道家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和珅的“三不贪”,何尝不是对这八个字的另类注解?只是他的“不贪”,从不指向权力本身。
乾隆朝的官场,如同一盘棋局,和珅便是那个执棋者。他深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
若一味清廉,反倒难以在权力场立足——这不是为贪腐开脱,而是对人性与规则的洞察。
当时清朝闭关锁国,他却力排众议,提出“通商以利国”,引用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天朝上国若固步自封,终将被世界抛下。他亲自与外商周旋,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埋下伏笔。救灾时,他“开仓放粮不迟疑,亲自踏勘灾情”,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在他治下少了许多。他发展教育、振兴中医,甚至编修《四库全书》,看似“不务正业”,实则是用文教之功巩固统治。
正如《国史大纲》所言:“历史者,群体之记忆也。”和珅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越“贪”与“不贪”的二元对立,成为那个时代复杂面相的缩影。
和珅的悲剧,在于他太懂权力,却不懂“功成身退”的道。嘉庆帝抄家时,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道尽了多少权力的荒诞。他若能学张三丰“功成弗居”,或许结局会不同。但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一串谜团:所谓“贪官”,究竟是贪财,还是贪权?所谓“清官”,究竟是不贪,还是不懂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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