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一生最致命的失误,当属建安三年对徐州的屠城之举。

建安三年,曹操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史载"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这场惨剧的导火索,是其父曹嵩在逃往徐州途中遭徐州兵士劫杀。然而细究史料,曹嵩本为富商出身,随行千余人皆携带金宝,此等行径实为自取其祸。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曹操虽深谙权谋之道,却在孝道与私欲的漩涡中迷失。他一面以"大孝"为名发兵,一面纵容部下"屠城祭父",这种表里相悖的行径,恰似吕祖所言"认假作真终受困"。
据《吕祖志》载,吕洞宾曾于黄粱一梦中点化世人:梦中功名利禄转瞬即逝,唯有心性清明方得始终。曹操此时正陷于"孝"与"义"的认知迷局,将复仇执念化为屠城暴行,恰似梦中执象,终成历史污点。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曾作《汉末英雄记》,评曹操"治世能臣,乱世奸雄"。这种双重性在其执政期间展露无遗——既推行屯田制恢复民生,又因猜忌杀害吕伯奢全家;既广纳贤才唯才是举,又屡兴党锢之祸。
《孟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曹操屠城之举,实则是其政治信誉的重大滑坡。原本以"奉天子以令不臣"立身,却因私怨大开杀戒,致使"江淮间轻薄子,往往讴吟",埋下日后赤壁败北的隐患。
张三丰真人《蛰龙吟》有句:"莫向人间怨不平,高堂明镜照生平。"若曹操能以道家"反观内省"之法审视自身,或许会在徐州城下顿悟:真正的强者,当以德服人而非以暴制暴。
曹操晚年所作《步出夏门行》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般悲凉诗句,恰与其早年"宁我负人"的宣言形成讽刺对照。这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最终在权力与道德的天平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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