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伽罗以其卓越的御夫、御子、御国之能,对大隋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独孤皇后在御夫方面堪称典范。最显著的表现是,她让身为皇帝的隋文帝杨坚一生保持了一夫一妻制,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苏轼《赤壁赋》有云:“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而独孤伽罗十四岁嫁给杨坚后,夫妻共同发誓“无异生之子”,即杨坚所有的儿女都必须由独孤伽罗所生。这一誓言在奉行一妻多妾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可谓绝无仅有。
独孤伽罗出身贵族,父亲是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人物独孤信。独孤家的政治地位显赫,独孤信的七个女儿中有三个都是皇后。杨坚的父亲杨忠还是独孤信的部下。正是这种强势的家庭背景,使得独孤伽罗敢于提出“无异生之子”的要求,并让杨坚在成为皇帝后仍恪守一夫一妻之道。
独孤伽罗不仅有胆识,还有勇力。她在关键时刻多次帮助杨坚做出政治决断。当杨坚辅政时,面临是否代周自立的抉择,独孤伽罗向丈夫进言:“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从而坚定了杨坚的信心,成就了隋朝的帝业。
独孤皇后闲暇之余手不释卷,每次隋文帝上朝,她必与之并辇而行,“政有所失,随则匡正,多有弘益”。因此,开皇年间的政治决策,独孤皇后出力甚多。时人将两人并尊为“二圣”。独孤皇后协助隋文帝创造出“开皇之治”的局面,正是她政治智慧的体现。
有一次,隋文帝临幸了一个宫女,独孤皇后得知后勃然大怒,趁隋文帝上朝之机,一顿乱棒将宫女打死。隋文帝闻讯后单骑从苑中逃出,跑了二十多里。尽管独孤皇后因此事被人称为“妒妇”,但一个女人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也正说明她在维护爱情方面的勇气。
独孤皇后死后,隋文帝对负责营建陵墓的大臣说:“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表达了他希望能够在地下与独孤皇后重逢的心愿。这种能让皇帝生出“生同裘,死同穴”想法的皇后,难道不算御夫有道?
独孤皇后和隋文帝共生育了五子。太子杨勇为人宽厚善良,符合守成之君的要求,隋文帝对他寄予厚望。然而,杨勇却喜欢上了云昭训,因妾嫌妻,使得对爱情专一的独孤皇后大为不悦。这时,平定江南归来的晋王杨广乘虚而入,做出一副谦恭孝顺、不近女色的样子,处处讨好母亲。独孤皇后的情感开始迅速向杨广倾斜。
开皇十一年,元妃去世。独孤皇后怀疑是太子杨勇下的黑手。“为妾杀妻”触犯了她的道德底线,坚定了她废黜太子的决心。她联络宰相杨素,一方面打击支持太子的高熲,不断诬陷太子;另一方面在隋文帝面前树立晋王杨广的正面形象。最终,隋文帝以太子“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的罪名将其废为庶人,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
废立太子被认为是独孤皇后最大的失误。仁寿四年,隋文帝染病,日渐危重之时,杨广与宰相杨素迫不及待地议论接班事宜,又企图强奸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隋文帝大怒,意欲废黜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结果,杨广先发制人,杀死废太子杨勇,隋文帝也因此死得不明不白。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在临死之前,曾经大叫“独孤误我”,似乎对当年听信独孤皇后怂恿废长立幼颇为悔恨。客观地说,炀帝亡国,独孤皇后难逃其咎,但她并非大隋灭亡的根源。
杨广当上皇帝后好大喜功,但从才能上看,杨广比杨勇显然更有才华和本领。在当上皇帝之前,杨广的文治武功和为人处世,在朝野好评如潮。独孤皇后选择杨广,在当时情况下并没有什么错误。她不是预言家,不可能预见到杨广后来的改变,又怎能将隋朝的灭亡之过归于她呢!
所谓御国,是指独孤皇后深度参与国家管理,不仅在后宫辅政,还将触角伸到了政治前台。开皇初年,突厥和隋朝互市,出售一筐明珠,要价八百万钱。有人劝独孤皇后买下来,她却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疲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这一举动赢得了满朝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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