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这位晚清重臣确实常靠借钱度日!

提起晚清官场,诸君脑海中怕是立刻浮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景象。和珅这般巨贪自不必说,便是寻常官员,也少不得在火耗、冰敬、炭敬等名目下分一杯羹。文官要打点上司,武将惯吃空饷,当时兵部档案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饷册三虚一实”,十成军饷倒有七成进了将领私囊。
偏偏在这浊浪滔天的世道里,冒出个另类人物。曾国藩初入京城为官时,正二品侍郎岁俸不过155两,即便算上朝廷补贴,年入亦不足300两。可京中居大不易啊!同期的张之洞曾算过一笔账:在京师维持体面生活,年需耗费至少四百金。这般困窘下,多数京官或收受“孝敬”,或挪用公款,唯独曾文正公选择了最笨的法子——向亲友告贷。其家书里常见“又向某某借银五十两”字样,赴湘练兵前竟已欠债四百余两。这倒应了于谦《石灰吟》那句:“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待曾国藩执掌湘军,手握江南税赋大权时,世人皆道他该翻身了。李鸿章后来统淮军几十年,攒下千万家私;左宗棠西征时,单是兰州机器局年耗银便逾八十万两。可曾国藩的账簿却令人瞠目:总督养廉银一万八千两悉数充公,除却补贴军饷,多用于赈济灾民。他在营中定下死规矩:“不私取一钱,不畏死一人”,自己倒常年穿着夫人手织的土布衣裳。
这般清苦日子,曾家子女亦未能幸免。长子曾纪泽大婚时,新妇轿帘竟是旧官衔旗改制;幺女曾纪芬回忆道:“每见父亲衣襟缀补丁如鱼鳞”。待文正公薨逝,家人谨遵遗训“丧仪拒收奠仪”,结果堂堂一品大员出殡,竟靠典当藏书才凑足棺椁钱。这般操守,恰似郑板桥《竹石》所咏:“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纵观曾文正一生,身处糜烂官场而能持守如初,正如《资治通鉴》所言:“浊世清流,尤为可贵”。他借钱度日的窘迫,恰是晚清腐败泥潭中最刺目的清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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