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之后,六国旧贵族后裔之所以未再掀起大规模反抗,实因汉初制度安排与政治手腕双管齐下,使其既无实力、亦无机会再图复国。

秦虽一统天下,然废封建、行郡县,骤革五百年诸侯之制,致使六国遗族心怀怨望,终致群起而亡秦。高祖刘邦起于布衣,深谙此弊。故汉兴之初,并未全盘承袭秦制,反采周秦之长,创“郡国并行”之法。一面设郡县以固中央,一面裂土分封刘氏子弟为王,镇守原六国故地。
此举看似复古,实为权谋——以宗室代异姓,以亲贵压旧族。诸侯王国虽仿朝廷置官,然太傅、丞相皆由天子指派,军政财权亦受节制。六国后裔纵有复国之志,亦如鱼困浅池,难掀风浪。
高祖七年,匈奴围帝于白登,七日不得脱。归途之中,谋士娄敬献策:“秦徙天下豪杰于咸阳,故六国不能合纵。今可效之,徙齐、楚、燕、赵、韩、魏之强族于关中,使远其乡土,散其党羽,则乱无由生。”刘邦纳其言,下诏徙十余万六国贵族后裔至关中,置于京畿肘腋之下。
此事颇似道家“制其机先”之理。昔吕洞宾尝言:“欲伏其心,先断其根。”徙民之举,非仅地理之迁,实乃斩其根基、离其宗族、弱其声势。昔日钟鸣鼎食之家,一旦流寓他乡,田宅尽失,宾客星散,纵有张良之智、项羽之勇,亦难聚众成势。
史家常叹秦速亡而汉久安,岂独因宽政?实因高祖能鉴往知来,既用分封以安人心,又行徙豪以绝后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拿捏,正在于此。
《史记·高祖本纪》有云:“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此非徒增京师之繁盛,实为削藩于无形,化敌于未萌。后世门阀虽兴,然已非战国旧族之复燃,而是汉制土壤中新育之枝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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