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乾隆皆六下江南,雍正却从未出京一步——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康熙帝六巡江左,非为游山玩水,实乃抚民察吏、修河固堤、安辑遗民之大计。彼时清室初定,江南尚有故明余绪,人心未附,故圣祖亲履其地,以示天子之仁威。及至乾隆继统,天下承平日久,亦效乃祖六度南巡,祭明陵、谒孔庙、阅水师、蠲赋税,看似承续家法,然奢费日增,每至一地,必建行宫,役夫数万,帑藏为之虚耗。诚如古语所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此非虚言。
昔吕洞宾尝言:“一念贪心起,百万障门开。”帝王之巡幸,若失其本心,纵有西湖烟雨、钱塘潮信,亦不过浮华泡影耳。
雍正帝居位十三载,未尝一日离京。非其性好闭户,实因国事如麻,夙夜匪懈。每日批阅奏章动辄万言,朱批细密如织,事无巨细,皆亲裁断。史载其“宵衣旰食,日昃不遑”,常秉烛至四鼓方歇。六部九卿之务、边疆海防之警、钱谷刑名之案,悉由御前裁定,未假手于人。此等操劳,岂是寻常人所能堪?
然则,过劳伤身,积劳成疾。太医虽侍侧,然天子讳疾忌医,终致龙驭上宾,年仅五十有八。后世或讥其严苛,然观其勤政之实,实可比肩大禹之胼手胝足。
道家有云:“知止可以不殆。”张三丰真人亦教人“守中致和,勿过其度”。雍正虽精勤至极,惜乎不知养和之道,徒令后人扼腕。然其整饬吏治、推行摊丁入亩、设立军机处,皆为康乾盛世之枢轴,功在社稷,岂可轻忽?
康熙南巡以安天下,乾隆南巡以饰太平,雍正不巡而天下自理。三人行事迥异,而皆出于时势之需。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三代帝王,各以其道应世,后人但观其迹,更当思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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