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果真荒淫无道?抑或史笔偏颇,遮蔽其人之真性情?

朱厚照乃孝宗嫡长子,十五岁即位,年号正德。其天资聪颖,凡与帝王之道无关者——斗鸡走狗、骑射音律、梵文番语,无不一学即通。然正因其不拘礼法,纵情嬉戏,后世多斥其“荒淫暴戾”。然细察其行,或可窥见一位不甘桎梏、欲破宫墙之少年天子。
孝宗临终前召刘健、谢迁、李东阳于乾清宫,嘱曰:“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此语既含慈父之忧,亦隐王朝之惧。然宫禁森严,反激其向外求自由。登基未久,便令猴骑犬背、燃爆竹于奉天殿,朝仪尽失,群臣愕然。旧日东宫宦官刘瑾、谷大用、张永等八人,因善承意旨,号为“八虎”,遂得专宠。
“八虎”导之以市井之乐,于宫中设酒肆、商铺、妓馆,太监扮商贾百姓,武宗自饰富商,讨价还价,醉卧娼楼,昼夜不息。此非真慕商贾,实乃厌倦九重深宫之虚伪礼数,欲以戏谑破其沉闷耳。
既觉宫中如牢,遂于西华门外建“豹房”。耗银二十四万两,历时五载,屋舍二百间。然名虽“豹房”,实仅蓄文豹一、土豹三,反多蓄异族女子,教以歌舞,供其游宴。《涌幢小品》载其事,令人唏嘘。然若细思,此何尝非其心之投射?猛兽困于笼,天子困于制,二者皆不得其志。
昔吕洞宾尝言:“世人认假为真,以身为牢。”武宗之行,看似荒唐,实或为对“真龙天子”这一虚名之反叛。彼好着毡裘,扮蒙古鞑子,夜驰郊野,宿于民家,朝鲜使臣讥为“小儿之戏”,然其行止,却近于道家所言“和光同尘”——不以帝王自居,反混迹市井,岂非另类之“真人”乎?
然其放纵亦酿祸端。夜出索饮,强掠民女,乃至“有女之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民间苦不堪言。此非天性之恶,实因权无制约,左右逢迎,终致欲望如野马脱缰。
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以诛刘瑾为名起兵。虽旬月即平,然檄文所列刘瑾罪状,竟使武宗警醒。时“八虎”内讧,张永乘平叛之机,密呈刘瑾十七条大罪。武宗初尚念其理财举才之功,及至抄家,见私刻玉玺、穿宫铁牌、甲胄弓弩,尤于折扇中藏匕首二柄,始知其心叵测。
于是下诏凌迟。刘瑾受三百五十七刀而不死,回狱尚饮粥两碗。此非其忍耐过人,实乃权力反噬之惨烈写照。古语云:“恃权者亡,纵欲者败。”武宗虽除奸佞,然豹房依旧,嬉戏如故,终未悟:外除一瑾,内困万欲,方为真患。
张三丰曾言:“炼己不如炼心。”武宗一生,未炼其心,徒纵其形,故虽有刚断之机,终陷荒嬉之名。后人观之,当知:帝王之尊,不在骑射音律之巧,而在克己复礼之功。正如《赤壁赋》所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若能守此清静,何须豹房自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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