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之所以热衷青楼,实因彼时青楼非仅风月之地,更是才艺荟萃、词章生发之所;而青楼之盛,亦根植于宋代重文轻武、商品经济勃兴与士大夫阶层膨胀的特殊社会结构。

世人常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古训,遂以为闺阁之中,唯守贞静,不涉琴棋书画。然则,才情若水,岂能尽塞?良家女子既不得习艺,其技反多流于教坊瓦舍之间。宋代青楼,初名“瓦舍”,实为市井文化之渊薮。其中女子,或擅琵琶,或工词赋,或精投壶之戏,虽身陷风尘,却才气不让士林。如梁红玉击鼓退金兵,李师师名动汴京,皆非徒以色事人者。
昔吕洞宾游岳阳,见一妓女诵《道德经》,声清意远,遂叹曰:“此中亦有道种。”盖风尘之中,未必无真性情、真才学。青楼之设,虽为世俗所轻,却意外成全了无数女子展露才华之机。
然青楼之盛,非独因女子之才,更因士大夫之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劝武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自此重文抑武,科举广开,文官俸厚位尊,士人蔚然成风。然官冗政繁,党争日炽,志士空怀济世之志,难展经纶之才。于是,柳永流连秦楼楚馆,填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欧阳修、陆游亦借酒浇愁,托情于歌妓之口,传词于市井之间。
青楼遂成词作之温床、传播之通衢。一曲新词,由妓女吟唱,顷刻传遍街巷;一篇佳句,经勾栏演绎,竟成天下共赏。此非风月之功,实乃文化之奇变也。
杜牧曾叹:“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此语在唐为自嘲,在宋却成常态。南渡之后,临安湖山如画,“越女吴娃与湖光山色争妍”,士大夫醉心声色,非尽堕落,亦有避世全身、寄情山水之意。张三丰尝言:“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彼时文人,或正以青楼为隐所,以词曲为心声。
故青楼之盛,非淫靡之征,实时代之镜——照见文人之困顿,映出社会之变迁,亦折射出中华文化在压抑与释放之间,生生不息之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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