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明朝最后一位猛将，他是怎么死的

孙传庭，明朝最后一位猛将，最终在崇祯十六年南阳之战中死于乱军，尸骨无寻，其死标志着明朝覆灭的不可逆转。

读史者常叹，一个王朝的终结，往往以帝王之殁为标志。然《明史》独异，后世史官笔锋所向，竟以一位大臣之死为明祚终焉之音，此人便是孙传庭。其人生涯，恰似暗夜流星，虽短暂却照亮末世苍穹，其间跌宕，令人掩卷长思。

一、书生掌兵：从代州才子到剿匪名将

孙传庭出身代州书香门第，家中世代举业，其本人亦进士及第，初任知县，政绩斐然，遂擢吏部主事，累官至郎中。时值魏忠贤擅权，朝堂乌烟瘴气，孙传庭耻与为伍，遂托病归乡，蛰伏七载，直至阉党覆灭，方重归仕途，不久超迁顺天府丞，可谓厚积薄发。

崇祯年间，西北民变蜂起，陕西糜烂，朝廷急换巡抚，孙传庭临危受命。他一到陕西，便整军经武，雷厉风行，先平商、雒贼寇，朝野为之一振。彼时义军中最悍者，莫过于闯王高迎祥与拓养坤，官军屡剿屡败。孙传庭却运筹帷幄，于黑水峪设伏，生擒高迎祥，击杀拓养坤，此战如秋风扫叶，不仅提振明军士气，更无意间将李自成推上闯王之位。陕西局势，顿现转机。

孙传庭用兵，既重本省清剿，亦协防友邻，将流窜之敌逐次击溃。然正当其势如破竹之际，却因直言犯上，触怒中枢。大学士杨嗣昌主议增兵加饷，欲速平流寇，孙传庭力陈其弊，以为此举徒耗民力，必致变乱益炽。杨嗣昌衔恨在心，后借兵部催募之机，孙传庭以陕西实情艰难，拒盲从命令，自行整顿田赋以充军资。杨嗣昌遂向崇祯帝进谗，指控其抗命。虽经辩白暂息帝怒，然自此陕西粮饷断绝，孙传庭之困，已埋祸根。此事令人想起道家修行中“直心是道场”之训，吕洞宾曾言：“修真之士，不避艰险，但忌心曲。”孙传庭之刚直，恰似修行者守正不阿，终遭魔障。

二、孤臣末路：从诏狱囚徒到马革裹尸

虽遭掣肘，孙传庭剿匪之功未辍。陕西贼众流窜河南，他即率军东进，会同洪承畴、卢象升等，大破义军，李自成仅余十八骑遁走。然好景不长，清军入塞，围困京师，卢象升战死，孙传庭接掌勤王军务。杨嗣昌又进言留陕军卫京，孙传庭以边防不可废力谏，反被诬拥兵自重。愤懑交加，旧伤复发，竟至双耳失聪。崇祯帝命其总督保定，孙传庭以聋辞，杨嗣昌再诬其诈病。帝怒遣查，虽证其疾属实，孙传庭仍被下狱三载。更可悲者，陕西旧僚无一人为之鸣冤，世态炎凉，一至于此。恰如《史记》所载李广之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然忠臣落难，常陷孤绝。

崇祯十五年，朝廷无人可用，帝不得已释孙传庭，令其再镇陕西。他到任即斩怠战总兵贺人龙，军威重振。正欲练兵固守，崇祯却急令出关击李自成。新兵未训，粮饷匮乏，又逢连月大雨，士卒以生柿果腹，战气全无，一战即溃，败回陕西，此即所谓“柿园之役”。败后孙传庭欲固守潼关，修城屯田，然地方士绅逼其出战，朝廷亦屡催不止。孙传庭深知此去必败，却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昔张三丰修道，遇险阻则隐忍待时，孙传庭则无此机缘，唯赴死而已。

最终一战，孙传庭出关即溃，南退至南阳。背水列阵，明军一度几胜，却因一军官慌呼败退，阵脚大乱，全军覆没。孙传庭殁于乱军之中，尸首无踪。其死讯传至西安，夫人率女眷投井殉节，阖门忠烈，可歌可泣。后世有诗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杜甫咏诸葛亮句，移于孙传庭，亦恰如其分。明朝气数，自此尽矣。

观孙传庭一生，以书生而掌虎符，以刚直而陷囹圄，终以孤忠殉末世。其死非独个人之悲，实乃时代之殇。如《资治通鉴》所警示：“国之将亡，必有忠良凋零。”孙传庭之殁，恰似明廷最后一道壁垒崩摧，江河日下，不可复挽。读史至此，唯余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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