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这俩人为何对着干

北宋熙宁年间，一场震动朝野的变法将两位本为好友的能臣推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王安石执意革新，司马光力主守成。究其根本，非关私怨，实乃治国理念的根本对立。

一、变法之始：大宋的病与药

赵宋立国，承五代乱世之余绪，防武人割据如防川。杯酒释兵权后，朝堂重文抑武，官职叠床架屋，兵制“将不识兵，兵不知将”，虽富而不强，虽安而多忧。至仁宗时，积弊已深，“庆历新政”昙花一现，未能根治痼疾。

于是王安石谓：“法无新陈，便民者良”，遂推行新法，欲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青苗、免役、方田均税，皆从社会经济根本处动刀；保甲、将兵诸法，则是为强兵雪耻。不过数年，国库充盈可支二十年，西北拓地两千里，收河湟、镇西夏，竟是八十年来未有之大胜。

二、道不同：两个聪明人，两条路

王安石如吕洞宾点石成金，欲以人力扭转天命。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有道家“反者道之动”的决绝。而司马光则似老子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惧翻覆、恐生变，唯恪守旧章，方觉安稳。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屡言“守官莫如守法”，对他而言，祖宗成法犹如天地运行之道，不可轻改。而王安石却以为，法如舟、民如水——水已变，舟岂能不易？

可惜新法推行过急，用人亦杂，本为利民之策，反成扰民之具。如吕洞宾度人，反遭痴愚所误；如张三丰传道，却遇心术不正之徒——法无善恶，人使之然。

三、尾声：谁误了北宋？

变法失败后不过三代，北宋倾覆。后人或谓王安石“流毒天下”，或责司马光“尽废新法，如撤病患之药”。其实北宋之亡，岂是一人一事之过？

苏轼有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王安石的志与才，终不敌时代沉疴与人心的迂迴。而司马光之苦谏，也不过是儒者面对崩世时的无力回天。

历史如长河，非一舟一桨可定流向。变与守，何者为智？或许只有江水无言，东流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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