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丞相诸葛亮的铁粉，李世民有多喜欢诸葛亮

李世民对诸葛亮的推崇，可谓古今罕见。

李世民之问：谁与诸葛比高下？

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设宴问群臣：“魏征与诸葛亮，谁更贤能？”

此问一出，满座皆惊。按理说，当世之臣与古人相较，总需留三分体面，然太宗却直截了当，将诸葛亮视为衡量臣子的标杆。

《新唐书·魏征传》载，岑文本答曰：“亮才兼将相，非徵可比。”

这般回答，既显太宗对诸葛亮的推崇，亦暗含对魏征的期许。彼时魏征正以直谏闻名，然太宗之意，显然更重诸葛亮“治国安邦”的治世之才。

杜甫曾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然在太宗眼中，诸葛亮并非悲情英雄，而是可效法的楷模。其治蜀之策、治军之道，皆被太宗视为治国典范。

陈寿之失：史笔何以成刃？

《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价，竟成太宗心中之刺。

陈寿称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此语虽未全然贬低，却令太宗难以接受。后世史家多以此评断诸葛亮军事才能，然太宗却坚信其“治国理政”之才。

《晋书·陈寿列传》载，陈寿曾因千斛米之求而拒为丁仪立传。

此事传至太宗耳中，更令其对陈寿心生不满。贞观年间编修《晋书》，竟将陈寿之父受髡刑、诸葛瞻轻视陈寿等事悉数收录，直指其“借史复仇”之嫌。

吕洞宾曾言：“丹成只在片时中。”

然陈寿之“史笔”，却成了一柄双刃剑。太宗虽欲借《晋书》重塑历史观，却未料《三国志》之史学地位依旧巍然不动。

《资治通鉴》编者司马光曾言：“尽信书不如无书。”

太宗之作为，恰似一场历史的博弈。他试图通过否定陈寿，重塑对诸葛亮的认知，却终究难改《三国志》的权威地位。

张三丰曾云：“道在日用之间。”

诸葛亮之智，或许正如这“日用之道”，虽非兵法奇谋，却能在治国理政中绵延千载。

太宗之推崇，恰似一盏明灯，照亮了后人对诸葛亮的认知之路。纵使史笔纷争，然诸葛亮之名，终如北斗，指引着历史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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