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古代，十三四岁的少女就早早嫁人生儿育女了

古代女子十三四岁嫁人，实因生理早熟、人口压力与制度强制之故，非今人所能轻易评判。

古人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然细察史册，西周女子十二许婚，战国少女十四出阁，此中缘由，岂止“月事初潮”四字可蔽？当少女初解风情，血气方刚，父母便急急张罗婚事，实为家计所迫——多添一丁，便少一张口粮，更得聘金以活全家。譬如《汉书·食货志》载：“民有余粟，则国本固。”寻常农户生女五六，及至豆蔻年华，岂容久留闺中？嫁之，可减负担；聘之，反增资财。此等生存智慧，今人视之或觉冷酷，然乱世求存，何暇顾及儿女情长？

生理时钟与家国算盘

女子十三四岁，月事既至，古人视为“及笄之年”，《礼记》谓“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实为礼制上限。战国管仲治齐，明令“丈夫二十毋娶，女子十五毋嫁，罪之”，西汉惠帝更颁诏：“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者，五倍人头税也！此非帝王好管闲事，实因兵戈频仍，田畴荒芜，国无丁壮则税赋难继，边防空虚。故以律令驱民早婚，犹执鞭策马，不令喘息。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叹：“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若非早婚早育，焉得丁口充军？然血肉之躯岂堪如此驱驰？少女骨未坚，胎已动，常致“产厄”——难产而亡者，十居三四。苏轼《赤壁赋》有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彼时婴孩夭折如朝露，父母唯望多生以续香火，岂知此乃饮鸩止渴？

道骨仙风中的警示

吕洞宾游历人间，曾见一村女十三嫁人，产后血崩将毙。仙人化作老翁入其家，掷丹丸救之，复吟诗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此即《全唐诗》所录《警世》真意。少女元阳未固，强施生育，如稚苗折枝，终损根本。张三丰亦在《无根树》中点破：“花正偏，嫩蕊娇枝不可攀。若到花时重采取，明月清风一般般。”道家养生，贵在待时而动，岂容世俗催逼？然古时医道不昌，百姓岂识此理？唯见邻家嫁女得聘金，便争相效仿。更有甚者，男子择偶专取“黄花闺女”，以为未破身者易生男丁，实则谬种流传。此等愚昧，恰似《史记·滑稽列传》载“西门豹治邺”，巫祝以少女祭河伯，民风蒙昧一至于斯！

早婚之害，非止伤身。少女未谙世事即入夫家，动辄得咎。若三五年不育，婆母斥为“无用”，夫君纳妾另娶，自身反成累赘。此中辛酸，《孔雀东南飞》早有明证：“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然制度如铁笼，个体难挣脱。直至唐宋以降，医学稍进，士人方倡“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惜底层百姓仍困于饥寒。顾炎武《日知录》痛陈：“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人口压力下，人命贱如草芥。

综而观之，十三四岁嫁女，乃天时（生理早熟）、地利（农耕需劳力）、人和（制度强制）交织之果。今人读史，当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古法未必可循，然其求存之志，足为今世镜鉴——人口盛衰系乎国运，然以血肉填沟壑，终非长治久安之道。昔张三丰云：“顺则凡，逆则仙。”若古人稍重养生之教，何至闺阁多埋白骨？唯愿后世治国者，既知“民为邦本”，更晓“本固邦宁”之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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