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避讳与使用隐语,实为历史长河中权力压迫下的生存智慧结晶——直言易招杀身之祸,隐语遂成保命之盾。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语本出《春秋公羊传》,却非孔子首创。细究上古,商周之际君臣对话何等直白!《尚书》载商王直言西边有灾,臣下竟敢恐吓“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盖因甲骨刻辞费力,先民无暇造作虚言。然至夏桀暴虐,“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一语乍起,百姓将“日”谐音“帝”,暗咒君王早亡。此非文人雕琢,实乃刀斧临颈时的本能闪避——直言者身死族灭,隐语遂如野草般从血土中钻出。
夏商之际,一句戏言可致九族罹难。成汤时有臣子面斥“汝不惠”,竟被烹杀于鼎;周厉王止谤,国人道路以目,终酿共和之乱。
道家早参透此理。吕洞宾游长安酒肆,见书生醉批朝政,笑指檐角蛛网道:“丝缕缠身终须断,何如云外一孤鸿?”书生顿悟,后以“黄粱梦觉”诗隐喻宦海虚妄,得全性命。张三丰立武当,更以太极拳“用意不用力”暗合处世之道——言语亦当如此,柔中藏锋方能避祸。
司马迁著《史记》,父名“谈”字尽削,连“赵谈”亦改作“赵同”。此非懦弱,恰似《道德经》所言“大音希声”。上古甲骨文如刀刻骨,字字见血;及至竹帛时代,笔锋转曲处,实是性命攸关的弯折。夏朝民谣“时日曷丧”四字,何止谐音双关?分明是千万人用脊梁压弯的笔杆写就。
商汤初见伊尹,见其肩扛大鼎而入。庖厨岂能论国?然伊尹以“鼎中调和”喻政事:“久而不沸则肉腐,急而翻滚则汤溢。”成汤拊掌大笑,遂拜为相。此非后世所谓“讽谏”滥觞?楚庄王三年沉溺酒色,下诏“谏者死”。大夫伍举进曰:“有鸟三年不鸣,是何鸟也?”王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次日罢倡优、斥佞臣。看似君王顿悟,实为伍举以鸟喻人,将劝谏裹入谜题——若直言“君昏国危”,头颅早悬城楼。
隐语之妙,正在于以轻言重。如苏轼《赤壁赋》叹“寄蜉蝣于天地”,蜉蝣朝生暮死,人言何尝非瞬息危局?故讽喻如赠锦盒,外饰需简:伊尹鼎中一味,胜过万言奏疏;伍举九字谜题,强似血溅丹墀。
然隐语亦有双刃。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此语直如利刃出鞘,盖因贞观之治已容直言。反观明初,朱元璋见“光”“秃”字便疑讥讽,文人咏“作僧何计得成佛”,竟被剥皮实草。可见避讳深浅,全系于头顶刀锋距颈几寸。
八仙过海故事最是透彻。铁拐李托钵乞食,富商叱曰:“乞儿安敢入厅?”李笑指铜钱:“方孔藏乾坤,圆融即大道。”次日富商宅院突陷地穴,唯见钱形深坑。此非神异,实乃隐语点化——世人执迷表象,不知片言可藏天地。
避讳制度随王权而兴,隐语艺术因恐惧而盛。从夏桀日影到明清文字狱,中国人将真话藏进谐音、谜语、诗谶,恰似将利刃裹入棉絮。此非奴性使然,实为“蝼蚁尚且贪生”的本能。当直言必死,隐语便是暗夜提灯——灯影摇曳处,照见的何止是语言智慧?分明是五千年血泪淬炼的生存哲学。
今人视避讳为迂腐,岂知每个“贵姓”“府上”的客套背后,都曾倒伏过谏臣的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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