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转行做地主,除求安稳外,更因国家“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业风险与社会动荡成为统治者难以承受之重。

自商鞅变法始,“重农抑商”即为国策,贯穿封建社会。农业创造价值,商业仅流通物资。齐国商人运朝鲜文皮于中原,表面繁华,实则粮草暗耗,国力渐衰。《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商路通达,若粮仓空虚,则国本动摇。故汉初高祖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明初朱元璋严令商人不得为官,皆为护农固本。农桑兴则仓廪实,商贾盛则本末倒,此乃治世根本。
商人流动性强,居无定所,难于征税徭役。源产地因商队突至,物价飞涨;销售地因外货涌入,价格崩跌。《史记·货殖列传》载:“商贾百倍,农人三倍,故农桑荒则国虚。”商人财富非国家所增,实为转移之财。当商者众而农者寡,土地荒芜,社稷危矣。明末江南商人囤积粮米,致苏州粮价暴涨,官府强征粮草,民怨沸腾,正印证此弊。
昔吕洞宾本为商贾,往来市井,见商路之险、物价之乱,遂悟道归隐,弃浮华而务农。其《钟吕传道集》云:“世事如棋,商旅奔波,不如归耕,心安即福。”八仙故事中,张三丰亦曾经商,后修道山林,耕读为乐。商人转地主,非独求稳,实为避乱求存。地主之业,虽朴拙,却得安稳,免于浮沉之险。观古之商贾,多以归田为终,正合道家“返璞归真”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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