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上年至正月,因传染病而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此非数字,实乃血泪写就的惨状。

永乐八年,登州宁海等州县正月至六月,死亡六千有余;福建邵武连年瘟疫,至冬李,全家死绝者竟达一万二千户。《明史·五行志》载:“疫气弥漫,死者枕藉,村墟寂然。”其状之惨,令人不忍卒读。
此后数十年,瘟疫如影随形:永乐九年河南、陕西大疫;景泰七年桂林死者二万;正统九年绍兴、宁波、台州瘟疫蔓延,次年亡者三万有奇。至崇祯十六年,京城自二月至九月疫气不息,次年北畿、山东复染其疾。万历年间,山东、陕西、山西、浙江大旱兼疫,死者枕藉,哀鸿遍野。
昔年武当山中,张三丰真人见瘟疫肆虐,悯其民瘼,遂教以“导引吐纳”之法。其门人传云:“瘟疫起时,焚艾草于室,行周天功,疫气自散。”此非虚妄,实为道家济世之本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吕洞宾曾于黄鹤楼前点化凡人:“疫病如浊水,心清则自明。”其意在教人以静制动,不为外物所扰。
昔曹操《蒿里行》有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明朝瘟疫之烈,何异于此?建昌、武昌、汉阳等处,疫气如雾,家家闭户,巷陌荒芜。正德二年,南京城中,军民死者无数,市井萧然,唯余悲泣声断。时人叹曰:“疫来如虎,人命如草。”
瘟疫之祸,非天降之灾,实乃人与天地失和之果。《黄帝内经》有言:“上工治未病。”明人视瘟疫为“疠气”,多因湿热交蒸、民不聊生所致。永乐年间,江西饥荒与疫并行,百姓衣食不继,疫气乘虚而入。此正应了《周易》“损上益下,民说无疆”之理:若朝廷能早施赈济,或可减其灾厄。
景泰六年,西安、平凉疫起,有道人于市井设粥棚,以草药汤剂施救。其言曰:“疫气本无常,心定则毒消。一念慈悲,胜过千金药。”此语如清泉,涤荡人心。张三丰在《大道歌》中亦云:“一气流行无间断,何须药饵费心机。”非谓不重药,实重心性调和。瘟疫中,能守心不乱者,往往得生。
崇祯末年,京城疫气未歇,百姓流离。有老者于废墟中拾得《道藏》残卷,内载“辟疫符咒”,然不执著于符,唯持诵“太上老君,敕令救苦”四字,竟得活命。此非神异,实为心诚所致。《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治未病之病,方为上医。”明朝瘟疫之殇,正因“未病”之失,待疫起方措手不及。
观《明史》所录,瘟疫非天罚,乃人祸之显。若能如道家所倡,顺天时、节饮食、调情志,则疫气难生。昔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终以济世为本;今人读史,当思“道法自然”四字——非求神明庇佑,而在修己安人。瘟疫如镜,照见人心:一念慈悲,可化劫波;一念自私,反增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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