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帝岂会不知节度使之患?实乃时势所迫,内忧外困之下,不得不借其力以固边疆,终致尾大不掉。

大唐开国后,太宗、高宗两朝铁骑纵横,东破高丽,西平突厥,北收草原,南抚蛮夷,疆域之广“冠绝汉家四百年”,极盛时逾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然幅员太广,驿道难通,长安一纸诏书,至西域需月余,边陲叛乱频仍,如龟兹、吐蕃屡犯边关。朝廷无奈,设都护府、节度使以绥靖诸族。初时确有实效:节度使坐镇一方,统军民政,开屯田以自给,促胡汉交融,边疆渐稳。正如史载“节镇初立,烽燧不惊,商旅通于葱岭”,此乃权宜之计,却埋祸根。
然节度使集军权、财权、行政于一身,俨然国中之国。百姓但知节度使,不识天子,如范阳、平卢诸镇,甲兵自铸,赋税自征,朝廷威令日衰。玄宗非昏聩之君,开元盛世足证其明,岂不见此危局?实因后勤之溃如蚁穴蚀堤:连年征战,补给线绵延万里,官吏层层盘剥,军粮十不存一。边军久戍,家眷随迁,军屯自养,本为解燃眉之急,却使节度使坐大。若事事仰赖中枢,文书往返经年,边防早溃于敌手。此非玄宗之过,实乃帝国肌体已病入膏肓。
节度使之兴,更因盛衰相倚,祸福相伏。朝廷初设此制,本欲以夷制夷,效汉武屯田之策。不料安禄山身兼三镇,拥兵二十万,终酿安史之乱。乱后杜工部悲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此制恶果。然回溯根源,皇帝岂真蒙昧?昔张三丰云游至洛阳,见藩镇割据之象,曾对樵夫言:“权柄如刀,执之者忘刃口向己。昔吕洞宾点化贪官,谓‘金印重若山,压垮脊梁时’,今节度使手握生杀,犹不自知坠深渊耶?”此语切中要害——非不知危,实难两全。外有吐蕃叩关,内有府兵制崩坏,朝廷若削节度使,边防立溃;若纵之,国将不国。
观史者当悟:制度如舟,时移势易则需更张。唐初以节度使稳边,如抱薪救火;玄宗未能及早收权,反令其蔓延内地,恰似抱虎养患。南华经云“凫胫虽短,续之则忧”,节度使本为续短之策,却成续命之毒。后世当鉴: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失衡则焦糊立现。唐亡非因一制,实乃积弊如山,而节度使恰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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