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敬神而不信神,实为对天命与人性的双重认知。

《尚书》有云:“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商周之际,神权与人事尚未割裂。商王祭天时,必以龟甲占卜,谓“帝”为万物主宰。《诗经·商颂》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可见当时天人感应之思已成体系。
周武王伐纣,虽以“天命”为旗号,却未全然依仗神权。《尚书·泰誓》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言直指天命与民心之关联。孔子曾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见周人已将神意与人事相系。
《论语·先进》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此语非否定鬼神存在,实为强调人伦实践。《易·观卦·象传》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儒家将祭祀纳入道德教化体系,使神灵成为伦理规范的象征。
《礼记》载:“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尊祖也。”此间可见,中国人敬神非为祈福避祸,实为维系社会秩序。如吕洞宾《沁园春》所言:“修真悟道,守静持诚”,道家亦强调“道法自然”,而非盲从神灵。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儒家以史为镜,以人道为本。这种思想演变,使中国人既保留对神明的敬畏,又不陷入迷信桎梏。
《资治通鉴》载:“天子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国神灵体系中,妈祖、关公等皆由人而神,其神格源自人间功业。正如张三丰《大道歌》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人以实际功绩塑造神祇,而非虚无缥缈的崇拜。
《国际歌》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此语恰与中国传统精神相通。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中国人始终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精神,使中国神灵体系始终与人性光辉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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