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实亡于张居正”之说并不准确。张居正以十年改革为明王朝续命,其功绩远大于过失,但施政中的某些局限,确为后世埋下隐患。

明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十岁朱翊钧继位,朝政凋敝、边患频仍。内阁首辅张居正临危受命,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推行改革。他深知“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遂从清丈田亩、整顿赋税入手,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合并折银,简化税制,使“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此法如道家“治大国若烹小鲜”,去繁就简,却让濒临崩溃的财政重获生机。
边防上,他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修缮长城,练兵戍边,使得“俺答款塞,俺答汗封贡,边民释甲而荷锄”。正如《道德经》所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张居正不仅对外御敌,更对内革除积弊,裁撤冗官,严格考成,让“百官惕息,庶务具举”,时人赞其“起衰振隳,功在社稷,日月之功,不可掩也”。
然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却埋下了帝国倾颓的伏笔。十岁的朱翊钧登基,张居正以帝师自居,严苛督学。他亲编《帝鉴图说》,图文并茂述明君昏君事,本为“资治通鉴”之意,却因过于严苛适得其反。史料载:万历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孛”,张居正当庭厉声斥责:“当做勃字!”声震殿宇,小皇帝“悚然变色,惶恐不能言”。此情此景,恰如吕洞宾点化书生——书生苦读十年,却因道人一句“你非读书之材”而心魔丛生,最终弃文从道。万历的童年,何尝不是被“严师”压垮的“书生”?
李太后亦严,万历“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母子二人夹逼之下,小皇帝连元宵灯火、节庆宴席皆被禁止,日日“侍膳甚简素”。偶有温情,如张居正患病,万历“亲调椒汤赐之”,却更似君臣倒置的畸形亲昵。道家言“过犹不及”,张居正一心欲成“尧舜之君”,却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万历表面恭顺,实则“积怨于中”,待张居正一死,便以“夺情”之罪籍其家,削其爵,改革成果亦付之一炬。
晚年万历三十年不朝,奏疏留中,官员空缺无数,恰如《诗经》所叹“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张居正若知此景,或会叹“严师出高徒”非万世之理,正如张三丰所言“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帝王之道,亦需刚柔并济。
历史从非一人之罪,张居正以一己之力为明续命六十年,却难抵帝王心术与体制沉疴。说“实亡于张居正”,实为苛责;论其局限,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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