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最惨痛的失败——土木堡之变

大明王朝最惨痛的失败——土木堡之变，非止一役之败，实乃国本动摇之始。

一、骨气王朝的断崖

1368年，朱元璋以布衣提三尺剑，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建立大明。后世称其“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诚非虚语。然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立国八十余载，竟于土木堡一役，倾国精锐尽丧，天子被俘，社稷几倾。此非边患之骤起，实乃积弊之总溃。

彼时瓦剌崛起，也先雄踞漠西，屡扰边陲。朝中权阉王振专政，三杨已殁，张辅虽在，亦难制内廷。英宗年少气盛，惑于王振之言，竟欲效成祖北伐之威，仓促亲征。二十万大军，未备粮秣，不察敌情，径出居庸关，如盲人夜行，自投罗网。

昔吕洞宾尝言：“心若不明，虽有千军万马，不过送死之徒。”此语正应土木堡之局。明军行至土木，水源被断，士卒饥渴，阵脚大乱。也先铁骑四合，火器未发，营垒已破。随驾文武百官，如张辅、邝埜、王佐等，皆力战而殁，血染黄沙。

二、败因三问：制度、指挥与识敌

土木之败，非一日之寒。其根有三：

其一，卫所崩坏，兵不堪战。太祖立卫所之制，寓兵于农，本欲“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然至正统年间，军屯田地多为豪强侵吞，士卒沦为私役，逃亡者逾百万。兵无训练，械无整饬，虽号二十万，实如朽木撑屋。

其二，指挥昏聩，进退失据。英宗轻信王振，出师无名，行军无律。初欲耀武于王振故里蔚州，旋又恐损庄稼，改道宣府，往返踟蹰，士卒疲敝。及至土木，既不入城固守，又不结阵待援，反屯兵旷野，使火器之利尽废，骑兵之短毕露。此非战之罪，实统帅之愚也。

其三，昧于敌势，妄自尊大。成祖五征漠北，鞑靼俯首，遂使后世误以为蒙古不足虑。殊不知瓦剌非昔日残部，也先雄才，整合诸部，兵精马壮。明廷犹执旧图，视敌如犬羊，焉得不败？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大明承平日久，忘战去兵，视边警为疥癣，岂知祸起萧墙？张三丰尝云：“静能制动，柔可克刚。”若当时朝廷能持重守御，蓄力待时，何至天子蒙尘，宗庙震骇？

或问：谁当负此巨责？众指王振，然振不过一宦竖，若非英宗宠信，焉能擅权？帝年已二十有二，非襁褓稚子，却甘为阉人傀儡，弃忠良如敝履，慕虚功如狂酲。成国公朱勇率五万骑殿后，本当稳守要隘，却奉命冒进，终陷重围——此非帝意催逼，何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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