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为什么要废除殿试黜落制度,这和一个叫张元的落榜人有关

宋仁宗废除殿试黜落制度，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叫张元的落榜书生叛逃西夏，给大宋造成了巨大的边患，这让皇帝意识到逼人太甚反而会养虎为患。

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三月，春风拂面，汴京的柳絮漫天飞舞。宋仁宗赵祯在这一日做出了一项惊世骇俗的决定：凡是参加科考的举人，只要取得了殿试资格，便一律被录取为进士。这意味着，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实行的殿试末尾淘汰制，就此画上了句号。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宋史》

这一决定，无疑是给天下读书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富贵的大门。消息传出，士林欢腾，皆呼官家仁圣。然而，这看似宽仁的背后，却藏着赵祯深深的隐忧。促使他做出这一改变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源于一段令大宋君臣痛彻心扉的往事，以及一个名叫张元的落魄书生。

皇权的算盘与读书人的梦

要读懂这段历史，先得明白大宋的科举逻辑。自晚唐以降，门阀士族的余晖散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赵宋立国，关中、山东、江南等地早已是新兴中小地主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寒门——的天下。没有了世家大族的依托，皇帝要想坐稳江山，就必须从这些寒门士子中选拔人才，将他们吸纳进官僚体系，成为皇权的基石。

这便是一场盛大的“钓鱼”游戏。赵官家抛下诱饵，天下的英雄豪杰便如过江之鲫般蜂拥而至。唐太宗李世民曾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到了宋朝，这诱饵更是香甜，只要中了进士，便是天子的门生，从此平步青云。

但这诱饵虽好，却也是稀缺的。为了保证“鱼饵”的诱惑力，赵官家握着最终的解释权：殿试实行末位淘汰。毕竟，鱼太多，一次是钓不完的，不如养在水里，明年再钓。于是，便有了“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的残酷定例。许多读书人，屡次在省试中脱颖而出，却最终倒在了殿试的门槛上，那是何等的绝望。

怀才不遇的代价与西夏的崛起

道家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世间的事，往往充满了变数。当年吕洞宾未成仙之前，曾在酒肆中遇一仙人点化，仙人欲以黄粱一梦试其心，吕洞宾看破红尘，方得大道。若吕洞宾当年执着于功名利禄，怕是也难成八仙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吕洞宾的慧根，更多的人，是在名利场中迷失了心智。

张元，便是这迷失者中的一员，而且是一条自视甚高的“大鱼”。他来自华州华阴，自幼便以管仲、诸葛亮自许，满腹经纶，一心想要经邦济世。可命运弄人，他几次参加殿试，皆名落孙山。那原本光耀门楣的进士及第，对他而言，竟成了不可逾越的天堑。

当才华无处安放，心魔便由此滋生。张元看着那繁华的汴京，心中涌起的不是对天子的敬畏，而是滔天的恨意。既然大宋的庙堂容不下我，那我便去能容得下我的地方。

景祐年间，张元与好友吴昊，愤而叛宋，投奔了当时正在西北厉兵秣马的夏州节度使李元昊。彼时的李元昊，正有窥视中原之心，张元等人的到来，对他而言无异于如虎添翼。李元昊大喜，待为上宾，甚至尊其为国师。

“华州有二生张(元)、吴(昊)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

张元不仅自己投敌，更将大宋的虚实、山川地理悉数告知李元昊，并为其出谋划策。在随后爆发的宋夏战争中，大宋军队在好水川等地惨败，死伤无数，边关烽火连天，生灵涂炭。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是一个曾经在大宋科举落榜的书生。

赵祯坐在深宫之中，看着前线送来的战报，看着那上面赫然写着“张元”二字，心中定是五味杂陈。他或许终于明白，把鱼逼得太紧，鱼不仅咬不到钩，还会跳进别人的桶里，甚至咬伤钓鱼的人。科举本是为了收揽人心，若因黜落过严而将英才推向敌国，岂非本末倒置？

于是，便有了嘉祐二年的那项改革。赵祯用一种近乎妥协的方式，试图抚平天下士子心中的创伤，也试图堵住那可能通向敌国的缺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张元的名字最终成为了史书中一个沉重的注脚，而宋仁宗的这一变革，也成为了后世谈论科举制度时，绕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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