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立宪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实际行动毫无力度

晚清立宪运动之所以失败，根本在于其缺乏真正的政治诚意与制度根基，徒有其表而无其实。

一、考察之始：立宪的幻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诏：“派载泽等分东西洋考察政治。”诏书言辞恳切，称“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力图变法，锐意振兴”，遂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出洋，考求各国政制，以期“择善而从”。然未及启程，革命志士吴樾掷弹于正阳门车站，徐世昌、绍英负伤，行程遂改。最终分两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赴日、英、法、比；戴鸿慈、端方则往美、德、奥、俄、意，历时半载，遍历十四国。

此事若观之如吕洞宾点化世人，看似云游四海、访道求真，实则心未离尘，身虽远行，志未脱旧笼。正如《庄子》所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清廷之“考察”，不过是以新瓶装旧酒，欲借西洋之名，固皇权之实。

二、败因之析：根朽难荣

立宪之败，非一日之寒，实乃积弊深重、诚意全无所致。

其一，主政者心口不一。慈禧太后虽允立宪，然其意在缓革命之势，非真心欲分权于民。皇族亲贵视宪政如割肉，宁可亡国，不肯失权。所谓“预备立宪”，九年为期，实为拖延之计。及至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行，皇权反较前更专，国会未立，内阁先成“皇族内阁”，天下哗然。

其二，社会基础薄弱。彼时中国，小农经济盘踞，百姓困于温饱，何暇论宪？士绅或趋新学，然多为功名计；民众则如《史记》所叹：“民不知有国，国亦不知有民。”立宪之议，止于京沪报章，未入乡野茅屋，焉能成势？

其三，思想桎梏未破。千年帝制，深入人心，纵有戴鸿慈、尚其亨等开明之士，亦难撼纲常之山。戴氏曾任法部尚书，力推司法独立，尚其亨出身显赫，皆寄望新政救国。然其志虽诚，所依之体制已如朽木，纵有良工，难雕大器。

更有外力掣肘，列强乐见中国内乱，不愿其强。然此非主因，盖内腐不除，外患自生。如张三丰修道武当，先炼己心，后御外魔；国之改革，亦当先正其本，而后应外变。

昔苏轼《赤壁赋》有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然清廷所求者，非清风明月之真道，乃借西风以饰旧殿，终致风起云涌，大厦倾颓。

立宪虽败，然其遗响不绝：废科举、兴学堂、遣留学、倡实业、禁缠足，皆自此发端。此非立宪之功，实乃时代洪流不可逆也。然清廷误以为可驭此流以续命，殊不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故曰：无真心之改革，纵有万国考察，不过纸上谈兵；无民本之根基，纵设国会宪法，终成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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