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留守京城的京官并非都可以上朝,上朝的标准因朝代而异,主要取决于官员的品级和职位。

我们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皇帝端坐龙椅,群臣肃立殿中,高呼“万岁”的场景,这便是古代的朝会,乃皇帝与大臣共商国事之盛会。然则,上朝之事,非人人可及,即便身为京官,亦未必能日日体验这早起赴朝的辛劳。历史长河中,上朝又称朝会、会朝,为国家最高议事之会,皇帝亲自主持裁决,但各朝律法不同,对上朝日期、时间及官员资格,皆有细密规定。
唐代时,皇权渐强,三省六部制完善,官员数量大增。律法规定,所有京官皆须上朝,但品级不同,上朝日期亦异。早朝分大朝会、常朝和五月朔朝会,后者时间较短,如《董公行状》所载:“初,公为宰相时,五月朔会朝,天子在位,公卿百执事在廷。”可见上朝为君臣协商之活动。《唐六典》记:“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五品已上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代官员入朝品级须六级以上,“朔”为初一,“望”为十五,故九品至五品官员,仅朔望日上朝,而五品以上及特定官职者,则每日参朝。
此制显皇权之专,官员品级森严,低品者如浮萍,难近天颜,警醒后世:官场之位,非仅荣耀,更是枷锁。
至宋朝,文官数量增,参与朝会者众。宋神宗元丰改制后,恢复唐初三省制,明定朝官资格。宋初或容闲散京官每日上朝,具独裁之性;改制后则进步,规定门下省以起居郎为底线,中书省须起居舍人以上,尚书省及御史台须侍郎及中丞以上,每日参见皇帝者称“常参官”,即“朝官”。
元朝为少数民族政权,朝会除官员外,必设通事官,如现代翻译,将汉官之言译蒙古语,以减君臣交流之障。此制显民族融合之艰,亦见务实之策。
明朝朝会分侯朝、入朝、早朝三阶段,种类有大朝、朔望朝和常朝。人数不受品级限,地方官四品以上皆可列班,但级别高者近殿内,低者在外。后因秩序乱,洪武二十四年定入朝顺序:“将军先入,次近侍官员,次公侯驸马伯,次五府六部,又次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将军先入”重武官,较宋代重文抑武,显统治者思变。然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外,三品以上官员寥寥,故朝会位置,几乎仅数位大员与皇帝议政。
观此变迁,可见皇权与官制相生相克,如《易经》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朝代更迭,制度调整,皆求平衡之道。
清朝官员品级繁,九品十八级,数量庞杂。参与朝会京官限三品及以上,沿明制按品级排位:一品官太和殿内,二品门外,三品更外。据载,一品有太师、太傅、总督等,二品如巡抚、漕运总督,三品则大理寺卿、太常寺卿等。此外,爵位皇亲无品级者亦可参朝,或受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影响,然此会议初抑皇权,后皇族多成皇帝同盟。
故真实历史中,非所有官员皆有机会上朝,品级低者如尘芥,终身难窥天威,此乃专制社会之缩影,令人惕然。
谈及官场浮沉,不禁想起道家修行故事。吕洞宾本为唐朝官员,后弃官修道,成八仙之一。其诗云:“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此句原喻仙道逍遥,然置于官场,则暗合官员之困:晨起赴朝,暮归思虑,终日忙碌,或失本真。张三丰亦曾涉仕途,后归隐武当,创太极拳,寓“以柔克刚”之理。观历代上朝标准,官员或攀高位以求近君,或守低品而安闲散,其中得失,犹如道家修行,贵在自然与平衡。
南怀瑾先生尝言:“历史如镜,照见人心。”上朝之制,非仅礼仪,更映照权力与人性的交织。官员们或如《史记》所载,汲汲于功名;或如《资治通鉴》所述,隐忍以待时。近代书籍如《明朝的那些事》,以通俗笔法写史,吾辈可借鉴其神,而非其形,故略作改写:明廷朝会,众官肃立,然能言事者寡,多数唯诺而已,此乃专制之常态。
总之,古代京官上朝,标准严苛,品级为要。自唐至清,规定渐变,但核心未离皇权中心。官员之路,或显或隐,皆需智慧。道家故事提醒,修行在己,官场虽荣,亦需淡泊之心。历史悠悠,上朝一制,不过沧海一粟,却足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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