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知明有锦衣卫,却鲜有人知宋有皇城司——其行事之诡、布局之深,犹在锦衣卫之上。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后,设立“武德司”,专司监视地方官吏。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改称“皇城司”,下设亲从官、皇城卒,时人谓之“察子”。这些人混迹市井,“事无巨细,皆密奏于上”,致使京师百姓“惴栗不敢偶语”。
譬如神宗年间,宴饮之际酒洒龙袍,京师忽传《侧金盏》曲,皇城司立捕歌者入狱,一曲成绝响。其手段之厉,可见一斑。
然其势虽炽,却非无制。地方官曾暗中捕杀武德卒,更有绑缚察子送京谏言:“陛下何不信天下俊杰,独任此辈狐鼠?”终使皇城卒活动范围缩限京师——亦可谓民心胜天之一例。
对外用间之责,多落边将之肩。北宋名将李允则镇守雄州时,明填陷马坑、拆望楼,暗开沟壑、植荆棘,看似退守,实为布阵。恰如道家所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其谋略暗合天道往复之理。
元宵节时,他故意张灯结彩,引辽将微服入城。待其醉归,竟无一言相交,却使辽廷疑其通宋,终致该将被诛——此计深得“无为而用”之妙,恰似吕洞宾诗云:“闭户藏锋隐姓名,万般机巧化云烟”。
更有一辽谍被擒,李允则亲解其缚,示以真实军粮数目。间谍感其诚,返辽后竟归宋报以机密。这般“以直报怨”的胸襟,令人想起张三丰所言:“善用间者,不恃诈而恃信”。
后又有宋兵叛逃至辽,李允则直言其藏身之处,逼辽人交还;更借辽谍“伤民取证”之计,反使对方因谎报而被诛——其间谋交锋,已臻“彼动我知,彼谋我破”的化境。
纵观宋世,皇城司虽隐于深宫,却似一柄无影之刃,而边将用间如李允则者,更将谍战化为艺术。然其终未如明代厂卫般权倾朝野,恰似苏轼《赤壁赋》中所言:“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权术再厉,亦难逆天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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