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吸烟与戒烟

鲁迅的吸烟与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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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抽了一辈子烟。

他曾说过自己一天的三件事，“仰卧——抽烟——写文章”( 1929年10月16日致韦丛芜)，其实他终其一生，也是这三件事。只有56岁的生命，吸烟史竟有33年。《鲁迅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记起，“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云云，是由蔡元培推荐去北京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而1913年6月21日即有买烟的记载，“往润昌公司买毛毡、烟卷等七元八角”，是鲁迅首次探亲回绍兴的时候。不仅抽烟的时间久，抽烟的量也大，“我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每天三十至四十支”( 1928年6月6日鲁迅致章廷谦信)。直到逝世的前一天，1936年10月18日，在上海办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还看见鲁迅“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我们要他停止吸烟，他终于把吸剩的丢了”。1934年9月29日，鲁迅有一首写给绍兴老乡、《申报·自由谈》编辑张梓生的诗《秋夜偶成》，最后两句“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则几乎是先生一生的缩影：在风雨如晦的深夜里，点起一支烟，思鸣不已。

吸烟，甚至，在鲁迅那里，还有着美学的意蕴。我喜欢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野草》的最后一篇是《一觉》，写于“三·一八”惨案才过去22天、因写下《记念刘和珍君》等檄文被执政者通缉的逃亡中。他看到经过血的洗礼已经粗暴的魂灵就屹立在他的眼前，但他“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在《一觉》的最后一段、也是《野草》的最末一段上，就有着先生在风雨如晦的深夜里、点起一支烟、思鸣不已的形象：“我疲劳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曲弯的烟在空中篆写着思想与情感的印痕，也篆刻着先生对于青年的想念、赞美与爱。

以至鲁迅生前死后，塑造他形象的艺术作品，不少是他手中夹着烟卷，重现着生活的真实。那年去绍兴，鲁迅故里那个大型浮雕上的鲁迅，左手正举着一支香烟，而且如云的烟篆“正在空气中上升”。

但是到底还是吸烟损害着身体。周氏兄弟三人，老二周作人83岁，老三周建人96岁，惟独老大周树人(鲁迅)只活了56岁。鲁迅的寿短，当然有多种原因，嗜烟当是原因之一。当病的纠缠频繁而久长的时候，大夫也会将忌酒与戒烟作为治病的条件。比如先生曾于1925年9月初肺病复发，一直绵延至翌年初才见好。1925年11月8日致许钦文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是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

一句“则苦极矣”，道出了嗜烟者戒烟的苦衷，也明确地记录了鲁迅戒烟的时间节点。只是戒烟的成效了了，这一点从一年之后的12月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可以得知：“今天我发见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从此必须减少。”这封信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一年前的戒烟没有成功，二是又在从减少数量开始戒烟。也许鲁迅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却相当在乎自己写作的质量，而对于一生都是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的他来说，手指发抖肯定会引起他的警觉。这也是戒烟的动力之一吧。

戒烟还有另一个动力：爱情的力量。可能许广平比鲁迅自己更加关心他的健康，在北京的戒烟，当是有着许广平的推动。就在上面那封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接着说了下面的话：“回忆在北京的时候，曾因节制吸烟而给人大碰钉子，想起来心里很不安，自觉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但不知怎的，我于这一事自制力竟会如此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有人管束，得渐渐矫正，并且也甘心被管，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这里面说了戒烟的两层意思，一是说在北京因为戒烟是闹了些情绪的;二是表达了重新戒烟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的动力或曰条件则是让许广平亲自“管束”，表示要心悦诚服地“甘心被管”。果然，第二年也是1927年初许广平便南下广州追随鲁迅，并从广州至上海，开始了他们风雨与共的十年人生之旅。

但是鲁迅的戒烟终于没能成功，倒是他的吸烟，留下了不少的故事，有些还是温暖的故事。如许广平在广州给他买了象牙的烟嘴，终于不用手捏着不忍丢弃的烟蒂;如他们的儿子海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里，会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从三楼下来，悄悄钻进父亲的卧室，“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黑又黄的烟嘴里，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悄离去。”(周海婴《与父亲最后的决别》)

其实，想到鲁迅的戒烟这个题目，是因为前几天朋友送给的一尊“文革瓷”的鲁迅塑像。鲁迅坐在竹椅上，身着一袭白袍，脚穿黑的带襻皮鞋，右腿压着左腿，胳膊交叉，左臂在下贴着右肋手握着一本书，右臂在上，腕落椅之扶手，手的食指与中指间就夹着一支吸到半截的香烟。浓的须眉与浓的头发，只是黄褐而棱角分明的脸上现着病容，正好契合着那样一个疯狂而愚昧的时代。现在，当然鲜有艺术家再去注意这样一个寂寞者了，倒是给了我一个得以与他朝夕相处的幸运。

会长时间默默地看着竹椅上的先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是那样的熟识与亲近。有时会轻轻地转动他，想看看他的侧与背。也就在这样转动的时候，竟在靠近的养着绿萝的玻璃瓶上碰断了他手上的烟。那烟原是点燃着的，露着一点黑红的烟头，而今却成了一个凹陷进指间的白点。原本生动如在的鲁迅，一下子失去了活泛与灵动——小小的一支烟竟然有着如此大的魔力!直待朋友买来上好的胶完美地粘好，才淡去了心上的懊丧。

记得烟断的那刻，我曾向夫人说：权当鲁迅先生再次戒烟吧。也就记起1929年5月30日鲁迅的那个一天的戒烟。从他给许广平的信中知道，这一天他去了北京的西山看望了病重的青年韦素园，是早八时便上山，下午两点才回到母亲处。信中说，“素园还不准坐起，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就是在这样的病房里，数个小时过去，平生几乎烟不离手的鲁迅，却与烟绝缘。他知道患着肺结核的素园闻不得烟味。这个与鲁迅一起艰难地办着未名社、并在集权者的治下出版了众多进步图书与刊物的青年，三年后的1932年8月死于三十岁上。再过了两年，1934年7月，鲁迅先生写下3000字的名篇《忆韦素园君》。

文章的最后，鲁迅写道：“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又有烟篆在我的垦荒斋里盘旋，那是从1936年的上海飘来，鲁迅的烟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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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林语堂之间的故事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

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

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

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还那么多的人选择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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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和养生，为健康投资，但是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人仍然在与健康背道而驰。如吸烟，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有些人怎么就戒不掉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吸烟有害健康，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吸?看完你或许就明白了

.1、吸烟—“寂寞的伴侣”

吸烟的男性比女性要多，男性的性格普遍比女性要沉闷，遇事情不愿意主动表达和沟通，因此当孤独一人的时候，在寂寞抑郁的时候，点上一支烟，似乎可以更大程度上削减寂寞对人造成的影响，在吞云吐雾中，缓解了寂寞的情感，因此被称为“寂寞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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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烟—“灵感的来源”

吸烟可以放松神经，激发人的创造力，是获得灵感的来源，很多中外作家都有吸烟的嗜好，国内知名的作家鲁迅先生每天吸烟数量高达40支，每次在写作的时候，他都是点上一支烟，在烟雾缭绕的室内，用笔杆子写下一部部惊人之作!

3、吸烟—“友谊的桥梁”

“兄弟，有火吗?”这就是陌生的朋友搭讪的第一句话，男人比女人更善于交际，很多时候是从一根香烟开始的，递上一根烟，借用一个火，友谊就这样由此展开，说简单也简单，说奇妙也奇妙，你如果不吸烟，但是也想搭讪的话，就不好开头了，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4、吸烟—“释放压力”

影视剧当中也会经常有这样一个镜头，男主人公在巨大压力下，不断的吸着烟，画面中浮现烟灰缸里满满的烟蒂，这是编剧根据现实生活的写照刻意的安排，当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较大的时候，点上一根烟，可以使人的头脑更加冷静和理性的思考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压力。

5、吸烟—“保持苗条”

爱吸烟的人，往往在别人吃零食的时候，他去吸烟，别人再吃零食，他再复吸，因此，每天中几乎没有时间吃各种零食，凡是有些空闲，都会去选择吸烟，不会因为摄入糕点等各种零食而发胖;此外，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刺激人的味蕾，导致人的食欲下降，吃一点就饱了，人的胃口就像气球一样，一次次的减小食欲，会导致你的饭量很小，因此可以让你不用担心肥胖，不戒烟，让你更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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