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综合实力虽远逊于辽国,却能在1044年河曲之战与1049年贺兰山之战中两度大破辽军,其胜因不在国力强盛,而在地利之便、谋略之巧与天时之幸。

辽兴宗自恃兵强马壮,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亲率十万铁骑渡黄河而西。李元昊深谙“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之理,先以缓兵之计遣使请降,待辽军深入四百里,粮草渐竭、战马倒毙过半时,忽又坚壁清野,断其补给。契丹人素重鬼神,当两军对垒于贺兰山北麓,狂风骤起扑向辽营,军心大乱之际,元昊率精兵反扑。此情此景,恰似吕洞宾云游至终南山,见山风卷落叶而顿悟:“风无定相,顺势者生。”元昊正是借这天地之威,俘辽国贵族数十,辽兴宗仅以身免。后人评曰:“轻进者如履薄冰,骄兵必蹈覆辙”,此战实为后世用兵者之警钟。
辽国屡以党项部落归属为衅,元昊却暗中招揽辽境部众,更于1044年五月袭杀辽招讨使,终致辽兴宗怒而兴师。然西夏非恃勇斗狠,其制胜之枢,全在“以静制动,以佚待劳”八字。辽军远来疲敝,元昊则如老农藏粟于仓——待其饥馑而发。古语“兵者诡道也”,恰应张三丰授徒时所言:“敌动我静,敌疲我扰,此乃太极阴阳相生之妙。”
五年后辽兴宗再举三路大军来犯,北路军虽掠得凉州而还,然南路萧惠部轻敌冒进,遭西夏伏兵截击,尸横河套。此役更见元昊善用地形:贺兰山隘口如瓮,夏军居高临下,箭如雨下。遥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铁拐李曾拄杖点石成兵,而元昊点山河为阵,何尝不是人间奇谋?《易经》有云:“君子以自强不息”,然天意亦不可违——重熙十八年(1049年)战前,西夏境内突现“赤云蔽日三日”之象,道家谓此“兵气所钟”,元昊遂趁辽军疑惧时猛攻,正合黄石公《三略》“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之训。
西夏终以区区弹丸之地抗强辽,非天幸独厚,实因辽人忘却太祖阿保机遗训:“马蹄所至非国疆,民心所向方为墙”。
细究其故,一在辽夏边境党项部落向背:元昊以“归我者衣食同享,叛我者寸草不留”之策,使辽境部众争相来附;二在战术诡变,诈降之计连环施放,令辽君臣如坠五里雾中;三则赖西北苦寒之地利,辽军水土不服,马无宿草。昔年澶渊之盟后,辽人恃宋岁币而骄,未料西夏如潜龙在渊。王安石曾叹:“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此语正可移评元昊。观两战结局,辽国虽占凉州小胜,却损兵折将失威信,自此再难犯夏——盖因西夏深得“小国寡民,善守不善攻”之精髓,以弱制强之道,尽在《道德经》“柔弱胜刚强”五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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