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文化水平,若以今日之学历标准衡量,实非“初中”可蔽之;其学养之广、师承之尊,足令今人望尘莫及。

大清虽至末世,然皇室教育之严,未尝稍懈。皇子四五更即起诵书,此非虚言。溥仪三岁登基,虽为冲龄,却已入帝王之学。其师阵容,可谓极一时之选:陈宝琛,同治进士,饱读经史,操守清正,实为儒林巨擘;陆润庠,同治状元,历任尚书、大学士,诗文书画,无不精妙,其人如《国史大纲》所言,“士大夫之楷模,朝廷之柱石”。此二公授业,岂是寻常塾师可比?
昔张三丰隐武当,授徒不重章句,而重心性;然帝王之教,必兼通经史、礼乐、天文、地理,方能承天理物。溥仪虽处乱世,然其启蒙之师,皆为天下士,所授者,非止文字,实乃治国之道、修身之本。
尤可称道者,溥仪尚习西学。庄士敦者,牛津高材,通汉文,精政理,于1919年入宫为帝师,授以英文、数学、地理、世界史。彼时紫禁城内,钟表滴答,照相机咔嚓,自行车穿行于宫巷——溥仪竟命锯去门槛,以便骑行。此虽显少年心性,然亦见其对新物之好奇,对外界之向往。
吕洞宾尝云:“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溥仪虽困于宫墙,然其学已涉东西,眼已窥寰球。庄士敦导之以西方思潮,使其剪辫易服,重识天地。此非闭目塞听之旧王孙,实为时代夹缝中求新知之奇人。
然其弟溥杰尝言:“兄读书不专,好嬉戏。”诚然,少年天子,面对新奇器物,难免分心。然须知,彼时中国,识字者尚属凤毛,而溥仪日与硕儒论道,夜览万国舆图,纵未精研某科,其知识之广博,视野之开阔,已远超同侪。今人动辄以“博士”为高,然博士专精一隅,溥仪则通贯中西,杂而不浅,广而不浮。
切莫以户口簿上“初中”二字,轻断一代帝王之学识。彼时制度未立,何来学历?然观其师承、课程、所涉之域,实为通才之典范。若强以今制度古,犹如以斗量海,徒增笑耳。
苏轼有言:“腹有诗书气自华。”溥仪虽失其位,未展其志,然其胸中所蓄,非市井所能测。历史之镜,照见的不仅是龙袍与囚衣,更是一位在古今中西激荡中,努力睁眼看世界的末代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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