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这一百三十六张骨牌,究竟是否长进民族应有的消遣?胡适先生早已给出答案:一个奋进的民族,断不会将生命耗于方寸牌局之间。

上世纪二十年代,麻将忽如春潮涌向海外。欧洲俱乐部的绿绒桌案,美洲书店的技法手册,甚至中国留学生赖以糊口的教学——麻将竟成了东方文明西进的先锋。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记述:“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浩浩荡荡渡重洋”。可惜这番盛景如昙花一现,当他再度周游列国时,“西洋的麻将盒已成了橱柜里的古董,雕花再精也蒙了尘”。
这般消遣自古有之。明末盛行的马吊牌,四十张纸牌绘着梁山好汉,文钱、索子、万贯分类已见麻将雏形。汪师韩在《丛睦汪氏丛书》中收录的牌谱,见证着当年“士大夫焚膏继晷打马吊”的狂热。吴梅村在《绥寇纪略》里痛心疾首:“明之亡,实亡于马吊!”三百年演化间,马吊变成麻将,戏法愈繁,诱惑愈深。
这让人想起吕洞宾点化世人的故事。有书生终日博戏,洞宾化作老翁问道:“君可知刻漏滴尽几何?”遂展袖现出光阴长河,但见浪花里沉浮着未竟诗书、荒废田亩。书生顿悟,抛却骰子潜心向学。正如《淮南子》所言:“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
胡适掐指算过账:全国每日百万桌麻将,每桌八圈便耗去四百万小时。这十六万七千个白昼,足够建成三条铁路,译完百部经典。而英人玩板球练就团队协作,美人打棒球锤炼反应速度,日人习相扑修养心志——我们的国戏却在消磨中织就一张虚度光阴的罗网。
最警醒的对比来自东邻。留日学生向胡适描述:“夜深登高,万家灯火如星海,每扇窗后都是跪读的少年、缝纫的老妪。清晨电车轰鸣,满载学童如奔赴战场的兵士。”这番景象令胡适慨叹:“单是这般勤苦,便教人敬畏。”
昔年维新志士痛陈三害:鸦片蚀骨,八股锢心,缠足伤身。而今前三者渐衰,唯独麻将这第四害,反在茶楼酒肆间愈发昌盛。当西洋人从麻将狂热中清醒,我们却仍把它奉为“国粹”,岂非正如《荀子》所训:“怠慢忘身,祸灾乃作”?
百年前胡适的诘问,至今回荡在每张麻将桌上:我们是要做追赶晨光的民族,还是甘当牌局里的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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