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再难出明君是什么改变了大唐皇帝

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再难出明君？是什么改变了大唐皇帝？

一言以蔽之，非人主不肖，实乃时势异也。自安史烽火燎原，唐室虽存，然权柄四散，天子渐成虚位，非不欲振作，实不能也。

乱前：皇室内部的权力游戏

观唐初诸帝，自太宗至玄宗，虽父子兄弟相残、后宫临朝称制，纷争不绝，然有一根本——大权未出李姓之门。太宗以玄武门之变夺嫡，高宗因长兄相争而得立，武后以女子之身君临天下，中宗、睿宗两度废立，玄宗亦以兵变登极。乍看血雨腥风，实则如《道德经》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虽猛，锅勺始终握于皇室之手。外臣如张柬之等五王，纵一时显赫，终被逐出权力核心。

乱后：各方势力的角逐场

安史之乱虽平，然唐室元气大伤，皇权公信荡然无存。昔年中央集权之制，至此崩解。宦官如李辅国执掌禁军，皇后张氏干预朝政，节度使拥兵自重，皆可挟制天子。肃宗性柔，固是事实，然即便后世有英毅之主，亦难挽狂澜。此非人主之过，实乃时势使然——如吕洞宾点化世人时所喻：根基既朽，栋梁虽固，终难支大厦之倾。

杜甫诗云：“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乱后唐室，山河虽在，朝纲已腐。皇帝非无明君之志，然陷于宦官、藩镇、权臣三重桎梏，一如困兽。纵有太宗再生，亦难只手回天。观唐后期百余年，非无君主欲图中兴，然权力结构已变，皇权沦为各方势力平衡之傀儡，岂独人力可逆？

昔年张三丰论道，曾言：“势成则不可遏，时去则不可追。”安史之乱后唐室之衰，正是势去时移之典例。后世读史者，当知治乱非惟人谋，亦在天时、地势、人心之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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