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之“祸”,不在荔枝,而在君主之权与世道之衰。

杨玉环这位四大美人之一,常被后人误作“妖艳祸国”的符号。然翻阅史册,她实通诗书,精音律,更与唐玄宗相知相惜,非仅为色所惑。白居易在《长恨歌》中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寥寥数字,道尽千里奔波只为博红颜一笑的荒诞。
荔枝生于岭南,而长安距此两千余里。彼时无冰无速,荔枝三日色变,香变。唐玄宗为宠妃口腹之欲,竟令驿卒接力飞骑,昼夜兼程,七日必达。沿途驿站换马不换人,马死道旁,人毙途中,白骨蔽野,无人问津。这般“劳民伤财,死伤无数”,只为满足一人之嗜,岂非君主之过?
道家修行者讲究“清静无为,顺应自然”。昔日张三丰修行武当,见百姓疾苦,叹“君王若能体恤民力,何须仙丹妙药?”反观唐玄宗,沉迷声色,为荔枝之役耗尽国力,与道家“道法自然”相去甚远。吕洞宾度化世人,常说“福祸无门,惟人自召”,杨贵妃何尝不是这权力漩涡中的无辜者?
世人常将朝代衰亡归咎女子,商有妲己,周有褒姒,唐有杨玉环,却独不问君王何为。道家言“阴阳平衡”,治国亦然。君为阳,民为阴,阳亢则阴伤,权倾则民怨。杨贵妃不过一介女子,她爱吃荔枝,却未曾令驿卒飞驰;她受君恩,却未曾废朝纲乱政。真正将国家拖入安史之乱泥沼的,是玄宗晚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怠政,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时的仓皇失措。
杜牧有诗“商女不知亡国恨”,后人却曲解其意。商女何知亡国?亡国之恨,根在庙堂之上。杨贵妃的“祸”,实为权力与责任的错位——君王失德,却让红颜背锅;朝纲崩坏,却归咎女子祸水。这般历史偏见,恰如道家所言“名可名,非常名”,世人以“祸国”之名定义杨贵妃,却忘了真正的“祸”,在于权力不受约束的狂妄。
读史当观其本质。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留下的不应是对女子的苛责,而应是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醒。君王若能以民为本,何惧红颜一笑?若只顾一人之欲,纵无荔枝之役,亦会有他物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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