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没有科举制度是如何选拔人才的,除了察举制还有什么制度

汉朝虽无科举，却以察举制为基，辅以征召、辟除、任子等多元制度，构建起完备的人才选拔体系。

汉代选官制度之精妙，恰如《资治通鉴》所载：“用人之道，贵在得人，不在其名。”其核心非止察举一途，而是一张经纬交织的网络，既承先秦荐举之遗风，又启后世科举之先河。

察举制的源流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今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此诏实为察举制萌芽之始。然制度成形，实赖文帝之功。《汉书》载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诏：“令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士子经地方荐举，须对策于天子，此即“对策”之制，为后世科举之雏形。至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诏定“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并明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对策云：“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论语》有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汉代视“孝”为忠之源，故孝廉独重，如《后汉书》叹：“得人之盛，莫如孝廉，斯以后世所不能及。”

文景之治时，黄老清静无为之术渐显疲态。国力既充，亟需有为之道。此际儒家应运而兴，察举制亦随之深化。如张三丰曾言：“道法自然，顺势而为。”汉代选官之变，正合此理——由黄老之“无为”转向儒家之“有为”，非道家之衰，实为时势所趋。

多元制度的互补

察举制虽为主干，却非汉代选官之全貌。常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制科如明经、明法、武猛知兵法，各司其职。然制度之精微，在于“杂途”之辅。征召乃皇帝特诏，如汉武帝召司马相如为郎；辟除为长官自辟属吏，如曹操“唯才是举”之先声；任子则凭父辈官阶荫庇，如“二千石以上，得任子弟”；纳赀更以赀财换官，虽为末流，却显制度之广度。

昔者吕洞宾游汉水，见士子争科举，笑曰：“道在人心，不在名器。”汉代虽无科举，而孝廉之选，实为“道在人心”之实践。《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孝廉者，非仅忠君，更重修身齐家。家国同构之下，孝子即忠臣，此制深得《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髓。

至东汉，察举之弊渐显——门阀垄断，荐举流于私情。然制度本身，已为科举铺路。隋唐科举之“以经术取士”，直承汉代“以儒为本”之脉。《国史大纲》论曰：“汉代选官，如春水初生，虽有泥沙，终成江河。”此非制度之过，实为历史演进之必然。

察举制之兴衰，警醒后世：选官之道，贵在通变。若仅守一途，如汉末门阀之锢，终致乱世。然汉代多元并举，恰如《周易》所诫：“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智慧，至今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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