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选择从于都出发,盖因彼时此地隐于丘陵、民风朴厚,且与粤军暗结借道之约,恰似暗夜启程,既避锋芒,又得民心所托。

1934年秋,国民党百万大军挟飞机利炮,第五次“围剿”如铁桶合围。博古、李德初持“御敌国门之外”之策,致红军陷于被动。至次年春夏,广昌、筠门岭相继失守,苏区门户洞开,瑞金危如累卵。此时若稍有迟疑,恐成瓮中之鳖。中革军委权衡四方:北线敌势汹涌,东线长汀已危,西线山隘险阻;唯南向粤军陈济棠处,经秘密谈判,竟得“停战借道”之诺——此一线生机,恰似枯木逢春。
于都踞苏区西南腹心,距瑞金、兴国皆八十八里,距宁都九十九里。前线将士自兴国、石城一线悄然撤离,三日可达,隐于丘陵水网之间。其地山不高而连绵,水不深而纵横,恰如吕洞宾隐终南山时所悟:“藏身市井易,匿形山水难;然山水有灵,自掩行藏。”当年红军昼伏夜行,百姓拆门板、架浮桥,竟无一人泄密。此等天时地利,非人力强求,实乃时势所趋。更兼距敌第一道封锁线仅九十里,抄小径星夜疾进,可乘其不备破围西去。
于都乃赣南省府所在,稻米盈仓,青壮踊跃。苏区存续七载,此地未染战火,百姓视红军如子弟。古语云“得民心得天下”,此理于兵戈之际尤为昭彰。当红军集结时,八万将士得粮秣补给,伤员得草庐安顿,老妪以针线缝补战袍,少年持竹竿引路夜行。此情此景,恰似张三丰论江湖:“拳脚可败,人心不破;一城一池或失,万民归心则势不可摧。”中革军委择此地为起点,非独地理之便,实因民心如大地,载舟亦能覆舟。
1934年十月十日,军令如山。一、三、五、八、九军团悄然移交防务,星夜向于都汇聚。十七日薄暮,毛泽东、朱德随“红星”纵队抵孟口渡口,踏浮桥渡于都河。河水汤汤,映月如银,八万将士衔枚疾走,东门至古龙嘴八处渡口,人影幢幢而无声。至二十一日拂晓,全军尽越封锁线,如游鱼入海。此一役,粤军果守前约,未发一枪一弹。红军西进之际,不禁令人忆起八仙渡海故事:铁拐李跛足而行,终踏浪成路;红军缺枪少粮,却凭民心为舟。
回望来路,长征起点之择,岂是偶然?老子有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都之“足”,踏的不是泥泞,而是存亡之道——隐于不争之地,行于不言之德,方得始终。当浮桥拆散、河水复流,八万双草鞋踏出的,何止是二万五千里?实乃一条以民心为骨、以韬略为血的新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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