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为什么要投降曹魏,原因有三,不得不投降

刘禅之降魏，非全出怯懦，实乃势穷力竭、内忧外患交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

内廷失驭，黄皓乱政

诸葛亮在日，蜀汉虽偏居一隅，然纲纪整肃，上下一心。丞相既殁，后主刘禅渐怠于政，宠信宦官黄皓。此辈专务巧言令色，蔽主视听，正如东汉末年十常侍之祸，外戚宦官交相煽乱，终致社稷倾颓。黄皓乘隙弄权，排挤忠良，朝中正士噤若寒蝉。及至魏将邓艾自阴平险道突入，直逼成都，刘禅仓皇无措，竟听黄皓之言，不战而降。此非其本志，实为奸佞所误。昔张三丰真人尝言：“心若不明，纵有千军万马，亦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刘禅之失，在于不能明心见性，反被宵小左右，终致国亡。

国力凋敝，民不堪命

诸葛亮五次北伐，虽志在兴复汉室，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年用兵，已使天府之国元气大伤。《三国志》载：“民有菜色，仓廪虚竭。”成都虽存粮草，然兵疲民困，士卒厌战。邓艾破阴平，如利刃穿心，蜀中震动。刘禅若执意死守，必致城垣尽毁、百姓流离。彼时曹魏大军压境，吴国观望不救，孤城难支。与其玉石俱焚，不如保全生灵。此中或有仁心存焉。吕洞宾尝游巴蜀，见百姓负薪汲水，叹曰：“兵戈一起，苍生何辜？”刘禅之降，虽失君节，却免一城血火，未尝不是一种无奈之慈悲。

史家常讥刘禅“乐不思蜀”，然细察其时局，蜀汉早已非昔日之蜀。荆州旧部、益州士族、阉党近侍，三派角力，各怀异志。诸葛瞻、董厥等虽忠，然威望不足；黄皓弄权，朝纲紊乱。刘备创业之艰，孔明鞠躬之苦，至此皆付东流。诚如《资治通鉴》所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非独外敌强盛，实由内溃先发。

须知，守国不在城高池深，而在人心归附、政令清明。刘禅既不能制内奸，又无力御外侮，纵有锦官城之固，亦如朽木承重，终将倾覆。后世读史者，当以此为戒：治国如修身，内正则外安，心昏则邦危。

昔苏子瞻过赤壁，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之叹。蜀汉之亡，亦如江上一叶，虽曾扬帆，终没于洪流。然其兴衰之迹，足为万世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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