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都是重农抑商的策略,宋朝商贩是如何崛起的

宋朝之所以能打破“重农抑商”的千年铁律，让商贩崛起于市井之间，实因国势所迫、制度所变、人心所向三者交汇而成。

国无丝路，商开新路

自古华夏以农立国，士农工商四民之序，商人常居末流。白居易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道尽世人偏见。然则，宋室偏安，北有辽金虎视，西夏横亘，昔日汉唐赖以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早已不在中原掌控之中。太宗两伐幽燕失利，真宗签下澶渊之盟，岁币年输，国库日蹙。此情此景，若仍拘泥祖制，坐守田亩，何以养兵、何以安民？

《东京梦华录》有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此非寻常繁华，实乃国家政策松绑之果。真宗一纸诏令，废宵禁、弛坊市，许民自由贸易，市井遂如春水破冰，奔涌而出。

市列珠玑，夜不闭户

宋人经商，不惟自由，且赋税极轻。杭税二分，住税三分，合计不过五厘。朝廷不取厚利，而求广源，以“走量”代“重敛”，此乃深谙《管子》“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之理。更妙者，官府竟为商贩免徭役，使其专心营生，此等优待，前代未闻。

须知，历代抑商，或课以重税，或限其行止，甚至以律法驱之充军。宋独反其道而行之，非不知商贾逐利，实因国用不足，不得不借市井之力以补庙堂之缺。

临安承汴梁之余烈，《咸淳临安志》记其市肆之盛：“药市、米市、肉市、花市、珠子市、鲜鱼市，鳞次栉比，昼夜喧阗。”此非仅城市之繁，实乃制度之功。昔日坊墙既倒，商贩可择地设摊，只需纳租，便得营生之权。夜市由三更延至通宵，终成二十四时辰不息之市。

昔吕洞宾游岳阳，见市人争利，笑曰：“世人但知金银贵，不知心静即蓬莱。”然宋人之市，非唯逐利，亦养民生、活百业、通四方。朝廷深知，若使百姓有恒产，则社稷可安；若使商贾有通道，则国用可继。此中道理，岂非暗合老子“无为而治，百姓自化”之旨？

仁宗巡幸汴京，道阻于地摊，左右请清道，帝却止之曰：“朕与百姓同街，何须驱之？”太宗欲扩宫城，闻商民不愿迁徙，即罢其议。帝王如此俯就市井，古今罕见。非其好商，实因知商之利国，胜于空谈仁义。

故宋之商贩崛起，非偶然之幸，乃困局中求变、制度上开明、君臣间务实之合力所致。后世观之，当知：国无常势，法无定法，唯顺时应变者，可续文明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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