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草鞋出身的刘备,能养得起大军,靠的不是仁义空谈,而是乱世中不得不为的权变与筹措——先借力于人,后取资于地,终以铸币敛财。

东汉末年,黄巾蜂起,天下板荡,诸侯割据,兵戈不息。然养兵需粮,募卒需饷,而田亩荒芜、户口流散,赋税几绝。曹操起兵陈留,初募五千人,讨董卓一役尽没,再起时囊中羞涩,竟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司掘墓取宝。首掘者,乃西汉梁孝王刘武之陵。此王为景帝同母弟,武帝叔父,陵寝之宏丽,史称“石室第一”,陪葬之丰,竟使曹军“收金宝数万斤”,赖以支军三载,遂成霸业。
掘冢虽速富,然伤天害理,非正道也。古语云:“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曹操虽得一时之利,身后骂名千载,岂非天道昭昭?
刘备少孤贫,织席贩履为生,虽托名汉室宗亲,实与黔首无异。初得关、张二将,又蒙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资助,始得聚兵起事。然其前半生颠沛流离,屡依人下——投曹操、奔袁绍、寄刘表,兵马稀少,粮饷仰人鼻息,何谈自养大军?
直至赤壁之后,借荆州立足,入川取益州,方有根基。然益州初定,府库空虚,士卒久未得饷。刘备遂对将士许诺:“若克成都,府库百物,任尔等取之。”城破之日,兵士弃戈争掠,市井为之一空。此非仁政,实乃不得已之权谋。
昔吕洞宾尝言:“道在日用,不在高谈。”刘备之“仁”,非空悬道德,而是在乱世中求存图强。正如张三丰《无根树》所咏:“顺则凡,逆则仙,只在中间颠倒颠。”治国用兵,亦须知“颠倒”之机——有时以仁掩诈,有时以义行权。
更甚者,刘备采纳刘巴之策,铸“直百钱”——以重不过十余铢之铜,当五百铢之值。此乃虚币敛财,实为变相掠民。然数月之间,府库充盈,军资得继。此举虽解燃眉之急,却使蜀中百姓“米斗直数十万钱”,民生凋敝。后世史家多讥其“外示仁义,内行苛政”。
铸币如饮鸩止渴,虽暂活其军,终损其本。观刘备一生,起于微末,成于机变,然其取财之道,亦难逃“乱世无义战”之讥。
杜牧有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然若无铜钱充军,纵有东风,亦难成鼎足之势。乱世英雄,非仅凭忠义可立,亦赖筹算与权宜。刘备之能养军,正在于此——借势、取地、铸币,步步为营,虽非圣贤之道,却是乱世生存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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