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临死前究竟有没有留下遗诏?历史记载纷纭,但多数指向他曾口传遗诏,却遭慈禧太后销毁,成为清宫一段未解之谜。

遗诏,乃皇帝驾崩后所留之遗书遗言,用以表达未竟之志,或定夺身后大事。纵观历朝,帝王临终立诏,选立继位者,几成惯例。然若无遗诏,不外乎二因:一是暴毙仓促,未及措手;二是皇帝年幼,尚未亲政。同治帝驾崩时年十九,十六岁即已亲政,且非猝死,按理应有遗诏留存。此事犹如《史记》所载,帝王之终,往往牵动国本,一丝一毫皆系天下。
但同治之世,却另有一层隐忧。其后宫生活,悉数操控于慈禧太后之手,连临幸妃嫔,亦需皇后盖印许可——此制沿袭明代,盖因明世宗朱厚熜时,宫女杨金英谋弑未遂,遂定严规。同治帝年轻体弱,疾病缠身,偶有精神稍振,便思临幸最美之慧妃。皇后与慧妃素有龃龉,又忌其亲近慈禧,初时不允。同治帝竟下跪相求,皇后心软盖印,孰料次日皇帝纵欲过度,病情加重。此段故事,颇似道家修行中所述“欲念如潮,伤人无形”,吕洞宾曾言:“心猿意马,最难降伏”,同治帝之遭遇,正是权欲与情欲交织的写照。
皇帝病重弥留之际,召师傅李鸿藻至御榻前。李鸿藻者,晚清重臣,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素得慈禧信任。当时皇后亦在侧,同治帝执其手曰:“朕已不行矣。”随即问皇后立嗣之事,皇后答:“当选年长者,勿立幼主,妾不愿虚居太后之名而掌政。”皇帝欣然而笑,遂口传遗诏,命立贝勒载澍为帝,由李鸿藻执笔记录。此情此景,若以《资治通鉴》笔法观之,可谓“君臣相托,生死一瞬”。
然世事难料,李鸿藻出宫后,自忖此事关涉身家性命,竟反水投靠慈禧,将遗诏之事和盘托出。慈禧闻之恼羞成怒,当面撕碎遗诏,并断皇帝饮食医药,不久同治帝驾崩。此等行径,令人扼腕,恰如八仙故事中,人心叵测,往往在利益前倒戈相向。同治帝所托非人,遗诏遂成权力博弈之牺牲品,真可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另有野史载,同治帝病危时,皇后泣问遗诏,皇帝以脓血手书一纸,未及看清,慈禧突至抢走,怒斥皇后后焚毁,并禁言此事。此说见于张祖翼《清代野史》,而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亦记穆宗毅皇帝弥留时曾颁遗诏,称新帝“聪明仁孝”。然这些记载多杂野史成分,可信度难考,如同苏轼《赤壁赋》所叹:“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历史烟云中,真相往往掩于权谋之下。
纵观此事,同治帝遗诏之有无,已非单纯史实考据,更映照出晚清宫廷的权争暗流。慈禧太后之专横,李鸿藻之背信,皆如镜子般照见人性幽微。昔张三丰修道,常言“顺势而为,勿逆天心”,同治帝身处漩涡,欲以遗诏定乾坤,却终敌不过时势与人心。历史长河,遗诏或许只是一纸空文,但其背后的故事,却值得后人深思——权力如焰,既能照亮前路,亦能焚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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