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生前做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死后竟无一人愿意帮他写碑文！

秦桧生前作恶多端，死后无人愿为其撰写碑文，足见其天怒人怨，遗臭万年。

秦桧擅权：金朝走狗的权谋之路

绍兴和议之后，奸相秦桧独揽大权，长期擅权。宋高宗自绍兴八年专注对金求和起，秦桧便一直是独相。绍兴十一年的“绍兴和议”中，《誓书》有“不得辄更易大臣”之语，这既是金朝统治集团看中秦桧为忠实的走狗，又以秦桧是否掌权作为宋高宗屈服的标志。同时，金朝保留赵桓（宋钦宗）这张牌，以便在宋高宗不愿屈服而金兵力不足时，随时另立赵桓为傀儡。直至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完颜亮即将南侵前，才向南宋宣布赵桓的死讯，其间的权谋暗流，令人唏嘘。

秦桧为巩固权势，将国事委于己手，家事委于宦官张去为，一身委于医官王继先。王继先凭恩恃宠，靡所忌惮，而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秦桧更指使夫人王氏与王继先叙拜为兄弟，往来甚密，结成以秦桧、王继先为首的腐朽集团。秦桧有金朝撑腰，基本控制朝政，宋高宗除偶尔干预以示皇权外，上至执政大臣去留，下至州级长官任免，多取决于秦桧，部分受制于佞幸。这般专权，堪比《资治通鉴》中所载的乱臣贼子，祸国殃民。

秦桧为独掌大权，在杀害岳飞、排斥韩世忠后，矛头转向协助残害岳飞的张俊。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秦桧指使人奏称张俊“据清河坊以应谶兆，占承天寺以为宅基”，并握兵权，图谋不轨。张俊被迫辞职，进封清河郡王后闲居。从此，朝中无抗衡之臣，其他执政大臣皆由秦桧提拔的“柔佞易制者”，他们与秦桧“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完全是应声虫，不敢有异议。即便如此，他们也常被罢免，以免久任影响秦桧相位。这般权术，令人想起道家修行中，吕洞宾曾点化世人：“心术不正，纵有权势，终将自噬。”秦桧之恶，恰如心魔缠身，不得解脱。

天怒人怨：死后碑文无人问津

秦桧公然“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他一门富贵，养子秦熺及孙辈均为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夤缘高升。当秦熺升任知枢密院事后，秦桧问胡宁：“儿子近除，外议如何？”胡宁答：“外议以为公相必不袭蔡京之迹。”这间接将秦桧比作北宋奸相蔡京，实则秦桧权势更甚。蔡京旧吏高栋曾言：“看他秦太师，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这般腐败，如同《史记》所载的贪官污吏，遗臭史册。

绍兴二十年正月，发生殿前司后军武官施全刺杀秦桧未遂事件。施全被捕后声明，因秦桧向金屈膝求和而谋刺。从此，秦桧出行带五十名卫兵，府门派兵防卫。或许受此惊吓，秦桧自当年九月起生病，至绍兴二十五年十月，恶贯满盈而死。“天下酌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张浚奏章真实反映人们对秦桧之死的额手称庆。这情景，宛如八仙故事中，铁拐李惩恶扬善，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正如古诗词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秦桧死后，宋高宗谥为忠献，亲写“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作为神道碑额。然而，神道碑“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当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竟无一文人愿为奸相秦桧撰写碑文。这般凄凉结局，令人深思。道家修行中，张三丰曾强调：“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秦桧生前伤天害理，死后碑文无人问津，正是其德不配位的体现。纵观历史，如《国史大纲》所述，忠奸之辨，民心所向，秦桧之例，警醒后世：权谋再盛，难敌天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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